文：孫瑞穗｜圖：編輯部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最近公佈了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原則，提議要使之從服從威權的紀念性政治空間轉型到「反省威權的歷史公園」，原則上執意要拆除蔣公銅像及園區中的權威軸線，並將廳堂做其他用途等。
筆者認為最有意思的關鍵字是「反省」。尤其是在解嚴後三十年政權和平轉移而政黨正常輪替了三次之後，這個「反省的立足點」將會牽涉到如何去更動和重置威權歷史的元素，以及如何重新設計人們的歷史記憶。同時，這個反省的立足點是從受害者角度，施政者角度，既得利益者，抑或是芸芸眾生，也會對歷史有不同的解釋。還有，反省是否超越更高更廣的脈絡，是給國內公民和選民反省，抑或是同時考慮如何形成東亞極權歷史的普世反省，都會影響「反省」的意義、姿勢和形式。
轉型正義VS普世價值
威權式的強人治理在臺灣內部確實曾經造成許多種族群創傷，而中國內戰所延續到臺灣來的白色恐怖也曾使統治者錯殺許多左傾知識份子和無辜好人，造成一段扼殺言論和思想自由的黑暗時代。解嚴以來的三十年，臺灣的轉型正義對話多半是對內的，以受害者的立足點，揭發不正義的事實，聚焦在受害者正名和種族群的資源重分配上。甚至，也從受害者角度支撐了政黨政治的成形和輪替。威權歷史在臺灣也許是一段往事不要再提的血腥屠殺史，但威權歷史在整個東亞和世界絕對不是唯一的。經過三十年的政黨正常輪替之後，筆者認為，這個歷史階段的轉型正義需要花更多時間從受害者角度昇華，離開簡單二元對立的「報仇政治」，考慮更多的東亞和世界脈絡，將臺灣政權和平轉移的民主經驗及種族群和解經驗對外輸出，獲得更多的普世意義才對。
我們可以從「反省的姿勢」開始思考，參考整個世界如何處理威權歷史及人物，以及如何處理殘酷血腥的種族群衝突與仇恨，再回頭思考如何處理臺灣威權時期人物和歷史，或許是比較謹慎的態度。
首先，「反省」威權歷史不一定要把威權人物和威權地景去除，相反地，適當保留最原始的威權地景和人物肖像以作為「威權歷史活生生的教材」，才能警惕未來的執政者勿再重蹈覆轍。以從社會主義大國轉型到民主時代的俄羅斯 （Russia）為例，他們並沒有把當年進行極權領導的「列寧」等人物肖像去除，相反地，他們保留了代表社會主義時期大尺度的紅場、列寧銅像和他的紀念館，並作為莫斯科重要的威權歷史記憶。俄羅斯的反省姿勢放在導正史料內容的書寫和呈現上，並承認自己國家的歷史就是從社會主義式的威權走過來的，也因此特別瞭解不能再走回頭路。有趣的是，全世界的觀光客來到俄羅斯和莫斯科就一定會來紅場和列寧肖像前打卡，彷彿這也是他們所共同經歷過的威權世界史。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同樣也有威權領導人希特勒的德國（Germany），則有比較複雜的反省姿勢。一戰前後興起的希特勒旋風，曾經在西柏林各地建立了希特勒大道、希特勒街區、希特勒行館……甚至街頭到處是希特勒英雄式的肖像和銅像。然而，在二戰德國戰敗之後，希特勒成為反戰和反威權運動撻伐的對象，因而戰後大量去除了希特勒在街頭上的肖像。1989年東西德合併之後，德國轉型正義運動則認為應當保留西德的威權領導人歷史記憶，因此至今仍保留希特勒的街道命名、肖像和紀念館。
德國的反省姿勢特點在於受害者立場的猶太紀念館和歌頌威權英雄希特勒紀念館「記憶並存」，讓後世的人們對威權歷史的詮釋更複雜些。以二十一世紀轉交之際興建的柏林猶太紀念館為例，在空間形式上他們的設計就是要親臨者先走入一個狹小黑暗的地下室，像受害者般歷經屠殺、流亡和離散的黑暗，在參與紀念館觀展漫長的長廊上，在暗室中同時可以接收從外面射入的些許陽光，光影交錯，歷經浩劫，然後才能走出暗室，重見光明。
筆者要強調的是，猶太人的「受害者反省」夠複雜，複雜到讓非猶太人都被感動而願意支持加入。加上，當年因屠殺而被迫離散流亡到他國的猶太人在經商成功之後，投入好萊塢的大眾電影文化產業，並以大眾文化形式替受害者正名和翻身，以更海納百川的形式昇華了種族群屠殺的反省，產生文化共振，造就了更大規模的普世價值。
澳大利亞（Australia）針對殖民時期「白澳政策」惡行所做的轉型正義反省更是多元並進。首先，在全球化轉型之際，由一位白種人總理陸克文先生發表一份針對白澳政策的道歉文，正式向原住民族致歉，還其原有姓氏。他展現了一種超越的反省: 亦即，施政（暴）者也可以被改變，並可以在政策上立刻做出反省式的實踐。於是，道歉之後的澳大利亞全球化政策，不但立刻實施多元文化治理，甚至立刻設立原住民自治區，並將原住民的文化產業列為澳大利亞全球化的先鋒產業，也讓原住民在全球化宣傳上打頭陣。如今澳大利亞的全球化意象已經不是白種人浩大花園房地產了，而是原住民的舞蹈、臉譜、手工藝品和自治園區農場。
反省力可療癒創傷
總之，反省的立足點很重要，反省的深度與廣度也很重要，如何超越二元對立的報仇政治取得普世意義更重要，它讓我們更知道反省力從何而來，而反省之後的創傷與傷痕如何被療癒和超越。
再回到空間設計本身來看，「反省」的機制是如何被設計鑲嵌在空間之中。第一階段的受害者反省，多半是通過「直視死亡」來號召受害者意識。以波蘭猶太受難者地景而言，如何保留和直視集中營、監管與審判空間、屠殺現場等來號召受害者意識，形成了全球受害猶太人的認同。
再者，以上述德國柏林猶太紀念館的設計來說，設計者刻意製作窄巷、暗室與「光影交錯的歷史長廊」，則是帶有啟蒙和反思意義的設計，目的是為了要號召更多人參與的普世價值。而由華人設計的越戰紀念碑，則反英雄主義式的崇偉設計，刻意製作向內凹陷的自然環狀地景，讓親臨者不是抬頭仰望戰爭英雄，而是「低頭沉思」戰爭帶來的摧毀。而本世紀歷經恐怖主義摧毀的紐約雙子星大廈，重建的設計不是重新構造建築物，而是在九一一國家紀念館（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 Museum，又稱『九一一事件紀念館』）廣場上的作品《倒映虛空（reflecting absence）》，讓親臨者面對空無一物所帶來的反省，也是企圖號召對恐怖主義的普世反省。
話說回來，經過三十年的轉型正義和政權正常輪替，尤其是在總統直選二十五年之後，筆者期望未來的「反省威權歷史公園」不再是重複二元對立式的報仇政治，或者消費主義式的民粹政治，而是謙卑低頭反省臺灣歷史的轉型，如何從威權政治轉型到民主政治的過程。因而，筆者比較傾向於將廳館設計轉型為歷屆「元首史料展示館」。一方面，它可以呈現民主政權和平轉移的痕跡，種族群和政黨多元包容，並以史料和廳館展示形式對外輸出民主轉型經驗；另一方面，它可以通過史料的書寫與呈現形成一種警示：過去的威權不可再回頭了，但是如果我們不小心監督，威權極有可能會復辟重啟。元首史料展示館讓我們以一種嚴肅的態度親臨歷史，檢視擁有至高權力的元首該具備怎樣的政治高度和歷史定位，為這塊土地和後代建立最高標準的道德和責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