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左下角的視野 最不一樣的記者 張家齊

文：社長 張淯｜攝影：彭級鋒&林育聖｜圖：翻攝自網路

曾

和張家齊一起置身新聞現場的人，很難不注意到他的存在，除了因為他前進《以黎戰爭》戰地、《南亞大海嘯》世紀災難現場所製作的系列報導，在媒體同業裡已是個名人，也因為他提問的角度，筆下那充滿畫面、飽蘸情感的文字風格，在在使他成為媒體記者中一個奇異的存在。

有故事，就能感動人

曾主跑社會與國際新聞，擁有文字、攝影記者完整經歷的張家齊，曾在對母校淡江大學大傳系學弟妹演講時，強調記者除了該是個「說故事」的人，更最好做個「有故事」的人。「如果自身沒有感動，寫出來的文章又如何感動人？」張家齊說道。

而張家齊本身，從踏入媒體之初，本身就是一則動人的故事。

「我想到父親的喪禮，有幾位母親從未見過的人，一進門就『扣』的一聲下跪。一路跪爬到了香案之前。是父親沒說過『默默用新聞幫助的人』。在地方上，一篇一百字的小報導，往往就足以救了一家人。」
在張家齊的部落格裡，幾行刻意壓抑情緒的文字，卻份外觸動筆者。因為那讓筆者回憶起在鄉下行醫的父親，為了堅持只向病人收十塊錢象徵性的醫藥費，和母親三天兩頭上演的爭吵，和每到開學前籌小孩註冊費的窘境。

因為父親言行所種下的助人種子，而成為一名記者，以及踏進媒體後一路的困惑與掙扎，不只是筆者，相信對許多新聞從業人員來說，同樣會心有戚戚焉。

「父親總教我『友直友諒友多聞』。『當個別人眼中的益友，但不需要很多朋友』。明明很多朋友的父親，在我小三時教我這件事，使我在初任記者時，讓我把前輩說『喝酒不找你，新聞一定忘記你』的話，經常性的困惑在一團。」張家齊說。

這讓張家齊，註定成為一個不一樣的記者。

選邊站，站在左下角

「以記者的角度，這是個政治色彩瀰漫的刑案；以文人思維，這是身處分裂的台灣歷史截點。」二〇〇四年四月，當台灣全島為三一九槍擊案群情沸騰，無論朝、野，或該為第四權的媒體，只剩藍、綠兩種顏色，在網海的寂靜一角，卻有個冷靜的聲音，靜靜記錄著那年在風暴中心的台南府城，所發生的大小事。
但當一則在美國移民拘留所直擊王又曾的新聞花絮，竟衍生成「台灣記者被帶到聯邦監獄」、「美國人公然恐嚇台灣記者」的頭條，張家齊卻難得重砲轟擊自家人，認為記者不該為營造「記者為報導新聞出生入死」的印象，公然操弄文字，企圖影響視聽。

在這個連讀者都已習慣閱讀用弔詭的文字、斷章取義的形式拼湊成新聞的時代，堅持以「新聞寫歷史，特稿作春秋」的張家齊，無疑有些不合時宜。

不合時宜之一，在於當「選邊站」和「業務掛帥」已成為在媒體晉升的唯二法門，他不選藍綠，而是選擇站在社會光譜的左下角，監督當權者與既得利益者，只因希望在退休那一天，還能昂首闊步地說，「我的新聞，擲地有聲。」

不合時宜之二，在於他深入《以黎戰爭》、《南亞大海嘯》、《卡崔娜颶風》等世紀災難現場時，總放進太多情感，讓累積的無力累積成一場大病，讓所見過的一張張沒有相關的臉、一位位不同罹難者的親人臉孔，在惡夢中無意識的串接著。「和以前做過的惡夢不同，我沒有參與其中，我只是靜靜的在一邊觀看，沒有援助。事實上，也使不上力。」

但他的新聞，的確為我們記錄了歷史，在以黎停火協議宣告破局時，仍繼續前進戰地，為的是記錄這場「主角看似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實則是背後虎視眈眈的伊朗與美國間的角力」，揭示弱國成為國際強權角力下犧牲品的殘酷現實，並在這些世紀災難的現場，見證人們過度迷信「人定勝天」，必定帶來大自然更大的反撲的大自然法則。

出走前，溫和的反叛

身處六年級前段，張家齊就如同所有六年級生一樣，總害怕自己錯過太多，怕錯過後現代思潮最繽紛的狂飆期，也怕錯過成為社會運動良知的「知識分子」。

張家齊曾這麼形容自己這個世代。「政治是老頭的，但環保未來和古蹟保存是我們的，他們一樣憤怒知青，但是議題侷限了起來，還必須在意識型態不犯錯的前提下，兼顧兩岸的文化滲透。」

尤其，當在他置身媒體的時間越久，所謂的朋友越來越多，開始擔心自己筆下的新聞是否會傷害到人，開始偶爾的故意請假，甚至，也不想再聽到「祕密」，讓他開始懂了父親「不需要太多朋友」的用意。
也因為這樣，讓張家齊有了一次、兩次，以及後來的幾次出走。

「但也奇怪，就是因為在一次次出走中，看清楚了當你拿下記者兩字後，雖然電話裡仍有一千多個號碼，但大部分人就好像突然人間蒸發一樣，反而就釋懷了。」張家齊笑著說道。

所以，雖然像張家齊形容的，總是被記者這職業弄的，「一度冷感、一度濫情、一度感性、一度遲鈍。」但在一次又一次的出走與回歸後，他終究體會，真正有力的反叛，是持續待在體制內的，溫和的反叛。
「就像資深記者林照真女士寫的，新聞記者不應以『離開新聞界』作為媒體改革的第一步，新聞記者改革的第一步，首先就是要在媒體裡好好的活著。」

批判媒體很容易，改革卻很困難。張家齊說，「但請放心，我們都在溫和的反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