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與刺蝟 李光耀的功過

文：社長 張淯 | 圖：取材至網路 | 獨家報導1150期（4+5+6月份）

今年3月18日，李光耀驚傳病逝的消息，短短幾小時內就攻佔中外媒體，隨後，新加坡政府發出的澄清，和短短24小時內，就將16歲嫌犯逮捕到案的效率，或許，正好坐實了外界對新加坡「政府效能」和「言論自由箝制」的雙重評價。
從35歲接下新加坡自治邦的總理，李光耀的爭議性，從掃除政黨異己，設定英語為共同語言，弭平多元種族的意識形態之爭，一路延伸到教育制度與外交政策。

走自己的路

但無論是獨裁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或以「狐狸型的生存主義者」批評其外交的兩面手法，都沒有影響李光耀讓新加坡「走自己的路」的決心。
李光耀曾在回憶錄中提到，「從沒見過有這樣的一本書，教人如何把一群來自中國、英屬印度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不同移民，塑造成一個民族國家，或者如何在島國轉口貿易港的傳統角色已經過時的情況下，養活島上的人民。」
尤其，當時的新加坡不只失去殖民母國的經濟腹地，失去英國這個政治保護傘後，更得提防美國透過經濟與戰爭操控東南亞的威脅。「美國是個如日中天的強國，肌肉發達，慣於耀武揚威。」李光耀這樣說道。
更何況，那時內部還有多元種族的紛爭，將李光耀視為頭號戰犯的馬來西亞政府，更透過媒體挑動種族狂熱主義者，很長一段時間，李光耀一家人都住在狀似蜂窩的厚圍牆和防彈玻璃組成的房子裡，由於當地華族警察和馬來警察各據山頭，李光耀只能動用英國人從尼泊爾招募的辜加警察維護自己家人的安全。
「我們的生存原則很簡單，只有一個：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威猛，更加有組織與效率……如果沒有辦法超越鄰國，外國商家是沒有理由以這裡為基地的……儘管我們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我們一定要提供條件，讓投資者能在新加坡成功營業，有利可圖。」是當時李光耀視為絕處逢生的唯一準則。

集權菁英政治

曾獲普立茲新聞獎的資深新聞工作者普雷特（Tom Plate），曾引用「刺蝟與狐狸」寓言，形容李光耀穿梭兩岸、處理中美問題上，詭譎一如狐狸，但在建構國家安全與經濟佈局，卻專注，甚至專制一如刺蝟。
李光耀曾表示，所謂西式民主的競選方式，會讓只懂得擺姿態作秀的人出線，因此他堅持新加坡需要設計讓優秀人才可以順利上位的特殊制度。
即使，新加坡特有的「集選區制」，因缺乏其餘配套措施，如比例代表制，加上選舉機器由執政黨把持、選區劃分有利於執政黨、選舉日期不固定、在野黨與民間無法參與選務監督等，讓反對黨指控：「我們在踢一場足球賽，但卻沒有固定的球門。」
但因人民行動黨的參選議員，幾乎是得過五關、斬六將，除了要接受不同委員會的面試、實務實習的考核，甚至有多達1000多道題目的筆試以及辯論會，競爭程度不下於民主國家的總統候選人。
這讓李光耀執政的25年間，新加坡人均GDP由400美元，躍升至1.22萬美元。在後李光耀時代，繼任者承繼了同樣的作風，不但將人均GDP推升上5.6萬，在政府效能、公開透明及廉潔程度，新加坡更是在全球名列前茅。

最昂貴的政府

不過，這樣集權式的菁英政治能奏效，還得加上高薪金制度。
李光耀認為，供求關係決定了第一流運動員與第二流運動員的薪資，而要吸引最好的人才加入政府，就是以接近他們市場的價值，來酬報他們。
「我要大家誠實，不要做偽君子，如果繼續虛偽的作風，我們就不能維持這個制度，這個制度會垮下來。」李光耀的誠實，包含對人性的務實、以及對政治這項「職業」，新舊兩代的不同認知。
李光耀曾說，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後，和他一起改革的一群政治菁英，全都是因為懷有強烈的使命感。他形容，1959年參加就職典禮時，他們甚至以一身白衣白長褲，宣誓未來將秉持的廉明形象。
但畢竟時代不同了，當社會進入消費時代，在高經濟增長環境下長大的年輕世代，有著和老一輩不同的價值觀與就業期望，加上國家疆界的打破，在在都誘惑著大學新鮮人、官員與公務員。
針對反對黨攻擊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政府」，李光耀仍堅定認為：「便宜沒有好政府。」
新加坡第二任總理吳作棟，甚至曾在1994年倡言：「新加坡生產總值是890億，如果增加1％，就多了8億9千萬元，如果減少3％，則少了26億7千萬元，而所有部長的薪資即使照最高標準加以調整，也不過才2200萬元，究竟是花2200萬來確保好的人才繼續領導新加坡，每年取得8億多元的成長較好，還是省下這些錢，導致國家收入少掉26億來得划算？」

混血與分流

除了政府官員，李光耀更透過大幅引進外資企業，改革教育制度，系統性地累積大量人才。
李光耀曾調查新加坡的市場狀況，1960年以來，來自歐、美及日本的純外資企業，失敗率為6％，而純新加坡企業的失敗率卻高達38％，但只要新加坡和以上國家的企業聯合投資，失敗率就可大幅下降到7％，但香港、台灣企業聯合投資的失敗率則約17％。
所以，新加坡政府在起步階段，就引入經驗豐富的外籍專業經理人，並透過系統性的方法，大量培訓高端的經濟人才。並引進西方的人才培訓制度，如殼牌公司的「直升機素質」，評選出兼具分析力、想像力與務實感的人才，以便能夠宏觀的鳥瞰事情的問題，能確認關鍵細節，又能隨時調整焦距、對症下藥。
菁英政策，是新加坡能成就傲人果實的關鍵，但也是目前年輕世代，最大的不滿來源。
曾直言：「我們不搞施捨」，認為過多的福利政策，會剝奪人民積極上進的動力，使得新加坡除了公共組屋政策，讓九成以上的居民都擁有自己的住房外，其餘制度幾乎是遵循「弱肉強食」的規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新加坡的教育制度。
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實施的「分流教育」，到爭議多時的直通車計畫，都是為選出最好的人才，雖然不算萬中選一，但每個關鍵環節的系統考評，目的都是為了選出3％內最優秀的人才，做為政府主力栽培的對象。
這使得，新加坡每年派出的100名留學生，多數都能得到所在大學的最高獎學金，最高比例曾達50％，而這些大學都是全世界競爭最激烈的高等學府。
擁有經濟與法律學位的背景，以及在英國劍橋大學的見聞，讓李光耀善於揉合東西方之長，卻又務實看待眼前的現況，繼而以鋼鐵般的意志，決定走出自己的路。
在後李光耀時代，將面臨什麼樣的考驗，不僅是新加坡人的課題，也將是全球關注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