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吾近梓｜圖：編輯部
如果只注意到1867年南臺灣的案例，可能難以想像當年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Le Gendre, 1830-1899）對福爾摩沙或亞洲的擾動，只是剛開始而已；要跨入1870年代，才能了解他與南岬原住民的「盟約」，已經變現成為日本效力的籌碼；再接下來的十幾年，他從主張日軍入侵朝鮮，到1890年戲劇般性地受聘於朝鮮政府（一直到1899年在韓國病逝），已能看出他一生都在不同國家和敵對的陣營裡走跳，路徑充滿爭議，又往往令人費解。
李仙得出生於法國貴族世家，二十四歲娶美國籍妻子後便移民到紐約。二十九歲任命為軍官加入美國南北戰爭，戰功彪炳有兩次幾乎喪命，可是仍無法得到的認同，家鄉的法國人家認為他是美國人，但在美國又被當成是法國人。內戰結束前因負重傷退伍，晉升准將。休養後受到徵召外放亞洲，接著一直在不同的國家當「外國人」，他經常有機會接近權力核心，但「滄海難為水」，不時有人質疑他的動機和忠誠。
1872年結束廈門領事職務前，李仙得原以為下一站會派駐到南美，出任美國駐阿根廷公使，但提名遭美國參議院否決。然而他對福爾摩沙的知識和經歷，卻意外受到日本的重視，延請他擔任日本政府的重要顧問。本來要返美，因為家庭和他的外交軍事夢想，自此離美國愈來愈遠。與其說日本有求於他，毋寧因為日本比美國給了他更多機會。
早在廈門領事任職的初期，李仙得即主張美國佔領臺灣。美國評估當時海軍力猶未逮，並沒有行動。在阿根廷公使落空後，他的福爾摩沙經驗，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所要的，兩方一拍即合，他立即受聘為日本效力，以臺灣和朝鮮為目標，積極籌畫日本的擴張。1974年日本出兵攻臺的「牡丹社事件」，李仙得即是幕後的操盤手。
2013年在臺灣出版的《李仙得臺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內容多數出自李仙得在日本整理的大部頭書稿，原典有數百幀照片和圖畫，他的臺灣筆記留下了豐富的資料和個人觀點。做為一位通商口岸的美國領事，他業務管轄的港口除了福建廈門外，其實的四個口岸都在福爾摩沙的臺灣府（安平）、打狗（高雄）、淡水和雞籠（基隆），李在領事任期中至少來過臺灣八次，書稿中非常重要的資料是他在臺灣繪測的地圖。在臺灣地理和歷史資料上，這些地圖是重要的里程碑，它們測繪了西班牙和荷蘭沒有繪測出的城市、地理資料等細節，這些地圖也可以用來對照當時清廷版本的地圖，及相關的行政技術。
李仙得在他的書稿中曾表示，他拍照和測繪地圖的目的，不是用做客廳的風景，而是提供先前歐洲人從未探訪地方的資料，做為日後的參考。他認為荷蘭雖然長期佔領臺灣，但對福爾摩沙的東海岸僅有「非常不完整的認識」。李仙得幾乎沒有提到明清所繪地圖的細節，一直到清末，魚鱗圖冊仍是中國傳統的賦稅和行政工具。李仙得對荷蘭繪測的福爾摩沙地圖有較多的批評，他的目的標訂出更多城市的位置和過去所不知道的地理資訊。他在各次的旅行，把羅盤圖定在轎子上量測方位，根據轎夫的腳程，算出各地的距離。註記部分地區的水深、氣壓和溫度。
李仙得的地質知識豐富，在書稿中表露無遺。他在擔任廈門領事前，蒐集了福爾摩沙可能有豐富金銀等礦藏，他的旅行目的也是在找尋可能的礦脈。書稿除了是包含當時島上經濟資源的初步調查，也包含住民的族群及居住情形。事實上，書稿中提到原住民的態度是混雜著關注和忿恨的。李仙得樂於親近了解漢人及原住民，但對於原住民殺害遇難船員及野蠻的行徑，一直抱著要「懲凶」的憤怒。在他繪測的地圖裡，有個較明顯的特質是他以南北的山脈和河川等地形，說明「番界」大致的位置。令人感嘆的是，精密的地圖往往是因為戰爭的準備而產生，李仙得所繪測的地圖，對於後來的日本侵臺即發揮了功能。
歷來的研究顯示，李仙得因為1867年羅妹號（Rover）美國商船船難事件赴臺調查，除了發動「砲艦外交」讓清廷不得不重視外，先後親自和琅嶠下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三次會面。第一次是在船難發生的1867年，第二次是1869年，第三次是1872年。如果這些會晤表示盟約穩定，彼此關係融洽，為什麼廈門領事職務還沒結束，李仙得就改弦效力日本，而且不到兩年就協助日本攻打福爾摩沙的「番地」？李仙得臺灣紀行書冊中有他本人詳細但片面的說法，其他諸多的相關研究中，則提到不同國家共有的反清意識，讓李仙得以穿梭在敵對的陣營裡。
在李仙得1873年之後的構想中，清廷在各種交涉中都認為福爾摩沙的番地是化外之地，日本人會是佔領與統治當時番界的最適合的「人種」。他對於清廷政府的確毫無好感，在各種紀錄和書信中表露無遺，對於漢人呢？他的李仙得台灣紀行中有這段文字：「中國人雖有許多缺點，但卻有個好教養的特性。即從不背後批評別人，他們傾聽我們所述說的，僅用來增進以後矇騙我們的機會，讓我們相信他們衷心欣賞我們的好品德，而更可誤導我們以為終會應允我們所有的要求，由是讓我們相互離間，從而取得所有他們需要的時間，最後私自竊笑，扮演此易受騙傻子的沒完沒了笑劇的最後一幕……。」（《李仙得臺灣紀行》，頁19。羅效德／費德廉翻譯）
他認為日本是當時國際間的「中立」勢力，可以主張福爾摩沙原住民地區土地的主權，「佔據其領士，而若有可能，安撫他們並使其開化」。但後來的歷史幾乎都沒有按照李仙得的棋譜。日本不但不中立，也受到國際間的掣肘，英美等國出面反對，牡丹社出兵並不順利，侵臺暫停，主戰派在日本國內失勢，李仙得甚至因為涉入日本侵臺，曾遭美國廈門領事逮捕，押送到上海美國領事館。他與美國愈來愈遠，在日本有新的家人子女，但影響力已屬邊緣，下一步再前往朝鮮，則是另外的故事。
他對福爾摩沙和亞洲的擾動，大致是建立在軍國殖民主義的基礎，它誤判了許多日本和國際的情勢，但試著為日本擴張建立國際法的論述，他曾經以為日本佔領福爾摩沙番地後，漢人對佔領會樂觀其成，日本在佔領之後可以完全尊重漢人並在島上共存，或者循各種西方的經驗，完成全島的佔領。這些紀錄都留在他的書稿上，但值得一提的，原住民應有的位置，《南岬盟約》之後的情誼，倒是沒有續集。牡丹社事件後二十年後的1895年，日本以《馬關條約》領臺五十年。朝鮮王國在1897年脫離清國，又在1910年被日本併吞。
往事並不如煙，小說和戲劇引出大眾對1867年的興趣。歷史的大河又是什麼樣子？清廷後來比較重視臺灣，邊防和番界接著動盪和調整。國際更垂涎福爾摩沙的資源，1868年「樟腦戰爭」打完後結束了清朝賠款並結束樟腦專賣。福爾摩沙下一波爭奪的是茶金，發展也漸由南往北移，殖民框架仍牢牢的在茶葉和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