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士毅 教授｜圖：楊士毅臉書提供
2021年，臺灣主辦的第58屆金馬獎，羅卓瑤執導的《花果飄零》（Drifting Petals）獲得最佳導演獎。該片由港、澳的變化，訴説海外華人離散的心境。
「花果飄零」源自1949年，離開中國，在香港辦學、講學的哲學家唐君毅（1909-1978）在1961年發表的〈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之後，唐君毅又再發表〈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
「花果飄零」意指華人飄零在世界各地（例如東南亞、港澳華人）面對強權或異族的統治與各種異文化的衝擊所產生的傷感心境。也指保存或發展自家文化或民族文化遭遇的困境。
「霻根自植」意指一個人或民族或文化無論飄零何地，無論是在任何異民族或強權的統治下、異文化的衝擊下，都必須爭脫奴隸意識、獨立自主、自植靈根。
至於如何自植靈根，筆者提出下列方式：
- 同情了解或適應當地的思維模式與政治社會與生活文化（包括當地原住民文化）。
- 面對世界各種不同文化衝擊你的生活，必須以開放的心靈去攝取有益的養分，亦即未來世界的哲學與文化，是全世界各重哲學與文化共同來建構。包含各地原住民的原始思維模式（如宇宙觀、自然觀）與生活文化。
- 反思自家哲學與文化不足之處，以開放的心靈，融攝異質哲學與文化，建立新時代的新哲學與新文化。
- 就個人而言，就是參考上列方式「做你自己」、「成為你自己」、「走自己的路」。
本文所描繪的方東美（1899-1977）係1927年（民國16年），唐君毅念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的老師。他們皆分別在1948與1949年，離開自己的出生、成長的中國大陸。而在臺灣、香港，盡力完成其想做的志業。不同的是，方東美定居臺灣，「花果飄零」意識比較弱化。但「靈根自植」則相近似。本文大致描述方、唐二人互動的一些小故事，以補充現存網路描述之不足。
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人才輩出
1920年代的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出現了不少的傑出人才，方東美、宗白華（著名美學專家）、唐君毅、陳康（國際性著名希臘哲學專家，被譽為融貫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與柏拉圖（Plato）之第一人，曾任臺大哲學系主任）、程石泉（《易經》、《論語》、懷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專家，曾任東海大學哲研所所長、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等。
甚至1978年，鄧小平們改革開放的基本論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文，也由南京大學哲學系胡福明教授執筆。南大的前身即中央大學。
方東美與唐君毅的師生緣
唐君毅先生係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不只是哲學家，而且是教育家。民國16年進南京中大哲學系，21年畢業。在大三時，方東美先生授教其《科學哲學與人生》、《新實在論》、《價值哲學》、《懷德海與易經》。方東美早年任教時，即已具備了民主氣質，亦即他對不同意見的看法，他並不會排斥，而是尊重他表達的自由，也承認其具有部分真理的價值。就如唐君毅先生晚年的回憶：「於呈方先生的報告中，嘗逕評其說，而方先生亦不以為忤。」方先生此種開放的心靈也深深影響了唐先生的治學態度，對各種人與流派非常寬容。
方先生相當重視英國哲學家懷德海的機體哲學，唐先生也相當重視懷氏，特別在其《哲學概論》一書中，另闢一章予以介紹。但唐先生比懷德海更偏重人文文化意識及道德理性。其次，唐君毅受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哲學的影響又比其他西方哲學流派為大。提起黑格爾，就必須追溯一段方先生與唐先生的一段因緣。
黑格爾與東西比較哲學與文化之緣
方東美在美國留學的年代，美國哲學界反黑格爾的風氣甚濃，但方先生偏偏對愈被眾人反對的思潮，愈有好奇心去研究。甚至為此，方先生乃暫時離開原來留學的學校－－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而暫時轉到俄亥俄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去找一位黑格爾專家雷敦（Joseph Alexander Leighton）教授，這位黑格爾專家原本也礙於學風，不太願意開「黑格爾」的課程，但經方先生懇求，終於開課了。一年後方先生已掌握到黑格爾哲學的核心，即回到威斯康辛。（孫智燊，〈學生時代的方東美先生〉，收録於楊士毅編：《方東美先生紀念集》，頁171）這種反時代流行風氣的精神往往是開創新時代、新風氣的基本條件之一。
唐先生在中大畢業後，曾留校擔任一年的助教，隨後由於想返回故鄉四川。在臨行前，曾特別請教方東美，請方先生開書單。
由於唐先生對黑格爾相當感興趣，因此在這份書單中，黑格爾的著作及參考資料又列得較為詳盡。沒想到唐先生的先天性格、志趣再加上此書單，竟然大幅影響了唐先生，也使他的哲學融攝相當多黑格爾唯心論，非常非常強調精神力量與精神價值。此外方先生所強調的存在、生命、價值的融貫性、主體心靈境界的提㫒與相應的客體世界的論述、都在唐先生自創的哲學體系中看到傳承性與創新性。我們從他斷續寫作數十年，而在去世前夕，才完成且出版的著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上下冊）、以及早期種種著作，如《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即可得到印證。
方唐二人除了致力於創造性詮釋古典中國哲學外（按：筆者認為單單如此，並不算是哲學家），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嘗試建構一套比較文化哲學、哲學人類學及較專業哲學化的人生哲學，而且都相當有成就。只是方先生東西哲學的比較及哲學人類學較唐先生更有現代感與後現代性。亦即比較能夠和二十世紀之世界新思潮相互呼應。
沙坪壩中央大學與胡三奇院長的回憶
由於戰亂，中大遷往重慶沙坪壩，方東美知道唐君毅世居四川，乃邀唐君毅回母校哲學系任教。當唐先生與謝廷光女士結婚時，方先生曾題詩以為慶賀，詩云：
「日月貞明際，乾坤定位時，百花齊發采，二氣合成奇，露渥同心苣，香稠對影惟，娛神開玉匣，妙得無聲詩。」
據中大大氣物理系教授胡三奇先生（沙坪壩中大物理系畢業，曾任系主任、訓導長、理學院院長，是非常慈善的長者）回憶說：當年方東美老師的專題，他教得最深，沈剛伯較廣，唐君毅在上《哲學概論》課程的第一堂課一定先表明：「如果去年上課的某些看法和今年上的看法有些不同，你們不用問為什麼；而且，唐先生上課有個習慣－－都不用黑板擦擦黑板，而用他的袖子擦黑板，因此，下課時，他的衣袖都是白白的……。」上述每年上課內容的差異，更顯示唐君毅相當強化的創新力或勇猛精進。
胡教授知道我曾去旁聽方老師的課數年；因此，常對我說：「要宏揚方東美的哲學。」而且知道我在民國66-67年曾幫忙整理方先生的錄音教學及接傅佩榮續編那相當麻煩的《方東美先生紀念集》。為此，我大概白了好幾根頭髮，而且也貼了小錢，差一點變成大錢，乃鼓勵我說：「在我們心目中，那比拿哲學博士更有意義、有價值。」假如有一天，我實在在哲學上沒什麼成就，我想我會將昔日往事追述成一些雜憶。
我在中壢中大兼課時，胡院長還回憶：二次大戰，他在沙坪壩看了好多風水的書，他覺得有許多科學根據，希望我也研究，上課也教一些。這如同方東美在廟裡面看廟裡的佛經或寫詩。另外，胡老師也提到中壢中大的風水及炸彈轟炸時，不能潛躲在河水中。
臺灣講學之緣
1975年（民國64年），唐先生自香港來臺大講學，我也曾經去旁聽至當兵入伍前。唐先生上課時，總會先複習一下上節課的課程內容，而且他的腳也會輪流向後踢。他的臉型及氣質，再加上戴著一副歪斜的眼鏡，使人感受到一種在現實世界中與苦難奮鬥不懈的哲學氣質，也較容易令人感受到人生具有某種沈重的擔子在挑（畢竟在香港殖民地，要自行辦獨立於英國體制的新亞書院及研究所，困難相當多）。此點即和方先生略有差異，唐先生較執著於道德性來提昇精神人格與改造世界，而以藝術性的人生為輔，而且在香港堅持文化理想，辦學困難壓力大。方先生則偏重以詩意、藝術性、宗教性來提昇道德善；因此，方先生的臉上較具有一種光輝煥發的氣質，亦即「人生雖然是具有許多苦難與煩惱，但是智慧的啟迪、詩詞的創造、藝術的才情卻可以幫助我們穿過悲慘生存的圈套，而開墾精神自由的新天地，並可將生命結束的哀傷，點化成精神的凱旅」（方東美，〈詩與生命〉）。
當然上述之區分也跟二人的個性與生命的體驗相關。雖然有此差異，但是對精神人格的道德堅持，兩人都是清清白白的；因此，當唐先生在辦新亞書院、研究所及中文大學哲學系時，曾有一陣子遭人誤解，但方先生極力出面為唐先生辯護，這在方先生是極少有的；方東美長期擔任新亞書院及研究所校外諮詢與論文口試委員，每年都要寫建議、及論文評論，一直到其年老、體能衰退、著作時間感到不足（他稱自己是「時間的行乞者」（time-Begger））時，才辭去。故對新亞書院的實況相當了解。
1975年4月，《哲學與文化》月刊，在臺北市耕莘文教院擧辦的第一屆《哲學與文化》講座，因傅佩榮找我幫忙（當時我念物理系四年級），我負責收門票、照相及報導演講內容。當時每場都爆滿，門票不夠用，我都沒撕，收了，又再賣一次。但唐君毅因香港有要事，故單獨再辦一場。演講完，臺上問答結束。到了臺下，聽眾仍圍繞在唐先生旁，問問題，欲罷不能！在大家圍繞在唐君毅旁時，我與唐夫人聊天，唐夫人知道我念中壢中央大學，她很高興說：「唐先生也是中大畢業的！……。」
病緣
1977年（民國66年），當唐先生在臺治病時，方先生也已重病，可是方先生當時體力仍比唐先生佳，因此方先生仍以「平常心」去士林看望唐先生的病。當方先生去逝時，唐先生輓聯曰：
「東美吾師千古，從夫子問學五十年，每憶論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與維摩同病逾半載，永懷流光慧日，如何棄我先沈。」受業唐君毅敬輓。（《方東美先生紀念集》，正中書局，頁68）
戰爭使得方唐二人在沙坪壩會合，戰爭也使得二人分別在臺、港為各自的理想而奮鬥。對於方先生，我內心並無任何遺憾；但對唐先生卻始終有一點抱憾。那就是，在我大四時，由於畢業在即，竟忘了可像大三時，聯合活動中心及社團去邀方先生到中大演講的模式，請唐先生到中大演講。我一直認為由學生們出面，再由校長親自當面去邀請，是對學者的更加尊重，至少我認為是如此。我想唐先生身為教育家兼哲學家，見到母校學生聯合邀請，一定非常高興。
成為你自己──走自己的路
年輕時代的我非常仰慕方先生、唐先生的人格與學問，因此當年曾天真地告訴賓州大學李紹崑教授「我要成為方東美、唐君毅」，但李教授卻告訴我：「Be yourself（成為你自己）」。剎那間，我突然頓悟：方先生無門為門的治學態度，也鼓勵學生走自己的路，更常說：「為師者最大的悲哀，即學生不能超越老師！」他鼓勵人們不要做他人或老師的思想奴隸，甚至有次還在牯嶺街家中對筆者說：「現在的學生太缺少反叛性了！」。
而唐先生創辦香港新亞書院、新亞研究所、及中文大學哲學系，他的理想也是希望培養通識人才，但是就如他在我大三時（1974年）寄給我的信中所提到的：「單純的哲學系，尤其是臺灣或東方的哲學系訓練是很難對社會產生非常大的貢獻；亦即需要將哲學傳播於其他系，才會對社會產生更大的貢獻。」其次，他也如同其他哲學家，也有其哲學偏見。但是他的為人與治學態度，對各個人、對各學派，基本上都相當寬容。雖然他並沒有時間與能力全然地同情了解與吸收。但就如英哲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西哲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的序言所說的：「如果要一個人深入了解哲學史各流派，然後才寫哲學史，那麼世界上就沒有哲學史的著作了！」
人生的體驗與靈根自植
唐君毅鼓勵人們在年輕時，寫下自己人生的體驗。我看過他寫的《人生之體驗》，印象最深刻的是：連吃飯的咀嚼，都體驗出特殊的哲理。另外，當他在美國碰到他大學同學程石泉一家人，發現程先生兒女好多個，就體諒其家庭責任之重大。原本的邀請計劃就撤消了。程教授原本在我取得博士，推薦我去香港教書，甚至說，教個五年，但我考慮必須離開妻兒，就沒去香港。
人生旅程每一剎那都在作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抉擇（哲學即擇學），每個人的抉擇都不同，所以每個人的體驗哲學原本即存在著相當強化的差異。甚至需要按照自己的個性、興趣、才能、體驗、知識背景及所處時代及生活地區之需要去建構自己或社會所需的新哲學，並盡力實踐它。
上列所描述的事態，最晚發生的，距離今日也已三十五年了。我也由中大物理系畢業，取得哲學碩士、博士，也由半個無業遊民，轉而在大專院校教哲學、藝術、文化課程達四十一年。若再加上教數學、物理的日子則更久。雖然在學術上談不上什麼偉大的原創性貢獻，但重要的是：我也像方、唐兩人教書一樣，對於學生的課業、生活付出了相當多的精神與心力，而且不會擺架子；此外，我也似乎找到了適合我去奮鬥的理想與使命，踏上了一條自己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