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漏洞

文:李茗|圖:湯瑪斯·羅登提供

所有歐洲國家一樣,丹麥各黨派在每四年一度的競選和組閣的過程中,其競選的主要議題和焦點都是圍繞內政而進行的,而外交政策在競選大綱中,幾乎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這一點,對於同一民主陣營的不同國家來說,是無關痛癢的,但是,對於敵對共產陣營的國家來說,就是一個可以鑽的極大的漏洞,尤其是在西方民主陣營全部都籠罩在全球一體化的政治正確中的時候,這個漏洞就不僅僅是千里之堤的蟻穴了,而是洪峰來時的大堤豁口。

掀開一角

2021年8月28日,湯瑪斯·羅登(Thomas Rohden)和雅各伯·羅伯索(Jacob Robsøe )在丹麥第一大報《政治報》(Politiken)發表文章,批評現任丹麥外交大臣傑佩·科福德(Jeppe Kofod)。

手持報紙的雅各伯·羅伯索,與湯瑪斯·羅登和在《政治報》發表文章,批評現任丹麥外交大臣傑佩·科福德。(圖片來源:羅登提供)

羅登是丹麥社會自由黨(Radikale Venstre)成員,也是本屆區域議會的參選人。羅伯索是丹麥青年激進黨(Radikal Ungdom)成員。他們批評科福德的理由是,「外交大臣傑佩·科福德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沒有哪個大臣會像他那樣。亞洲廣場的外交部辦公室,滿牆貼的都是糟糕的藉口、毫無政治雄心、謊言、解釋和災難性的錯判案件。」

其實, 傑佩·科福德對外的公開表態還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他說:「新的外交政策戰略的指南必須基於我們的價值觀。因為當我們宣傳我們的價值觀時,我們就在為丹麥的利益而工作。」

顯然,這是一個在理性上政治正確,在道德上極富責任的陳述。而且,就在今年5月召開的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上,傑普·科弗德的連線發言更是令人動容:「當人權和言論自由等普世價值面臨壓力時,我們需要更堅定、更快、更強的應對。這就是我們,我們必須成為這樣的人——民主、人權和價值觀的捍衛者。」

既然如此,為什麼羅登和羅伯索還要對他進行砲轟呢?

自我矛盾

羅登和羅伯索的文章指出:「然而,伴隨所有這些美好話語的,是丹麥外交政策中出現的一個極為奇怪的現實,那就是,外交決策背後的驅動力,似乎並非是價值觀和理性。相反,對於一個國家想要實現的目標,今天的丹麥外交政策,恰好可以被最好的描述為是徹底的失敗。」

手持報紙的湯瑪斯·羅登與雅各伯·羅伯索在《政治報》發表文章,批評現任丹麥外交大臣傑普·科弗德。(圖片來源:羅登提供)

對此,羅登解釋說,儘管科福德嘴裡強調說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基於我們的價值觀。但是,當提到中(共)國時,他就把頭埋進了沙子裡。他認為,我們不應與中(共)國發生衝突。羅登說,「既然你想要一個基於價值觀的外交政策,就無法避免外交衝突,因為對方也有它的價值觀。有衝突是必然的。關鍵在於,既然你說你是基於價值觀的,你就會為維護價值觀而戰,你卻說你不願意出現衝突。就這一點,是極其令人失望的。」

羅登和其他政治家們正在致力於彈劾科福德,促成他儘早的辭職。但是,羅登也表示,在中(共)國問題上,即使科福德下臺了,丹麥的對華政策,依然不會有什麼改變,因為,根本取決於外交大臣的上司——丹麥總理。

羅登進一步解釋說,丹麥每四年一度的議會議員的選舉,作為執政黨來講,他們更注重於內政內務問題,而不是外交政策和問題。他們不想因此而在競選中出現麻煩。人民並非因為我們的外交政策而投票,為什麼此刻要讓自己的黨派陷入與中(共)國的衝突中呢?這也是目前丹麥外交政策的大問題。因為,作為丹麥執政黨的社會民主黨(Socialdemokraterne),永遠都是將內政問題置於外交問題之上的。因此,即使科福德下臺,丹麥的對華外交政策也難以有所改變。「因為,他們對所有的事情都不想付出任何代價。」

民主漏洞

民主體制和共產體制是兩大對立的陣營。這一點在1970年代以前,是尤其涇渭分明的。

因此,在那個年代,西方民主陣營在每四年一度的競選中,競選對手無論打得如何激烈,都無須顧慮敵對意識形態對競選──這個民主機制的最佳形式──進行干預和影響,因為共產國家在那個年代,尤其是中(共)國,無論從經濟、政治、科技還是軍事上,都無力自保,更談不上有餘力去干涉別國內政了。

不過,隨著尼克松1972年的訪華,宗旨本是為打開中國封閉的專制大門為目的的美國外交政策,其系統卻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常常被出現「BUG」所困擾。其中一個最大的BUG,至今似乎都無法根本解決。

美國在同意中(共)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就意味著自由民主世界向中共治下的中國打開了大門,給了中國在西方經濟市場中平等的競爭權利。

這意味著,中共政府可以要求民主陣營國家的政府,無條件給予其平等對待。比如,企業上市那斯達克(NASDAQ),新聞電臺電視等喉舌媒體落地,投資併購,房地產投資,開辦孔子學院等等,極盡其能事的用經濟合作和經濟利益來淡化和混淆價值觀的根本界線。

沉睡菁英

但是,有哪一個民主陣營的國家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幾十年裡,在中國開辦了獨立的媒體、學校和銀行呢?有哪一個宗教團體在中國能夠自由地佈道講經呢?

奇怪的是,這樣的不平等待遇,在民主陣營同意中(共)國加入WTO並給予其最惠國待遇的時候,竟然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發現或提及。更令人奇怪的是,許多精英層人士竟然認為中共的專制體制相較於民主體制,效率更高,更能辦大事。

是什麼導致精英們看不見或者根本忘卻了兩大對立陣營價值觀的根本對立呢?是什麼導致精英們對專制暴政趨之若鶩呢?

直到美國2020總統大選中出現的匪夷所思的選舉現象,才讓懵然未覺的民主陣營意識到,已然被中共騙了二十幾年。所有中共的統戰機構在這一刻都開始大顯身手了。所有社交媒體的華人社團,都有人非常專業地、極其「熱心」地告訴大家,應該投誰的票,無論你是不是美國公民。

川普出現

有意思的是,中共執政下的政府,在鄧小平時代已經改制為每五年換屆。但是,哪次換屆有民主陣營的個人或者團體進入中國,熱心地幫助中國各黨派參與選舉的呢?充其量就是西方記者獲得有限的採訪權和拍照權而已。

民主體制的維護靠的是民眾的道德水準。離開道德基礎的民主,就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政。這一點,在美國大選中可謂淋漓盡致地上演了一把。

換句話說,當西方的民主被中共利用資本的特性撕開了貪婪利益的口子的時候,價值觀的根本對立就被模糊掉,民主陣營面臨的也就絕不是「千里之堤毀於蟻穴」的問題了。

契約精神

歐洲人對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以及政治素人的作派,大多是爛評如潮的。不過,很多歐洲人都忽略了一點,正是因為川普的出生,讓世界認清了中共。川普作為商人,在美中雙邊外交上,或多或少是用一個生意人的思維方式在搞政治的。做生意講究的是買賣公平、誠實守信、履約不爽。這一點,讓中共甚為頭疼。因為,中共加入WTO所簽訂的幾項關鍵條約,一直就沒有履行過。

簽約不履約,對於川普這樣的商人來講,會是一個什麼問題呢?還會有下一次的生意機會嗎?但是,如果是一位政客,履約不履約,恐怕就不會將其當作一個什麼原則問題來看了。

不論歐洲人喜不喜歡川普,在這場歷史的大戲中,川普確實成功的扮演了一個讓中共在全世界面前露出真面目的角色。

當然,羅登和川普不一樣。但是,作為政壇新秀,對丹麥外交的問題能夠如此一針見血,也算是天命不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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