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陳華昇博士｜圖：編輯部
今（2021）年9月間，澳門特區政府推進博彩業的革新行動，公佈「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簡稱『博彩法』）諮詢文本，提出九項諮詢重點，其中包括對於強化對博彩業者的規範，增加對博彩公司監管的法定要求；要求博彩企業引入政府代表；並對博彩業者課以社會責任、要求加強雇員保障；明確博彩行業違法行為之刑事責任及行政處罰制度等，並強化對承批公司、博彩中介人及合作人的審查機制。
依中共對外宣傳來看，由於2020年疫情影響，使得澳門政府瞭解到，澳門依賴博彩業所營造的經濟榮景並不能確保其長期穩定地發展，因為疫情致使澳門2020年經濟產值、政府稅收、人均所得都大幅下滑，尤其澳門人均所得由2019年的84,000美元遽減至38,700美元，足以顯示澳門不能只依賴博弈事業獨撐經濟。亦即疫情擴散呈現出澳門經濟結構的問題所在及其潛藏的巨大風險；因而澳門政府有必要加大對博弈事業的監管，強化博弈事業盈利回饋建設澳門的經費和能量，使澳門得以建構多元發展的經濟產業結構。
然而國際輿論認為，澳門的博彩法修法，中共當是背後最大的推手。觀察中共的目的在持續貫徹其壓抑大陸內部及港澳地區的民營企業，尤其涉及壟斷、寡占和獨占事業，都是其加強監管的行業。而澳門博彩業不僅為政府特許事業，由少數幾家博彩業者聯合壟斷博弈市場，其相關業者更獲有暴利，其行業特性又鼓勵「一夜致富」，實則為高風險又帶有投機色彩的事業。故在當前中共積極推動「反壟斷」、「反對資本無序擴張」和落實「共同富裕」等政策下，澳門博彩業乃被列為有必要加以監管與整治的行業類別。
再者，澳門博弈公司及其經營的賭場尤其是VIP包廂，經常有鉅額賭金往來，故常涉及非法放貸、地下融資，其非法的金融活動、地下錢莊問題相當嚴重，其中還有許多鉅額壞賬，成為澳門經濟金融的未爆彈。為解決這項經濟隱憂，中共乃催促澳門政府應加速整頓其博彩業經營環境。
此外，在此美中經濟衝突階段，中共有意對美資博弈業者加管治，甚至收回發放予美資博弈業者的牌照，以反制美國對中資企業的打壓，並防止其成為國際洗錢的重要管道，甚至可以形成一種「以商圍政」的壓力，促使美資企業影響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調整對中政策。
無論如何，一旦博彩法修正通過，未來澳門政府將加強直接監管澳門賭場之力度，要求提高澳門本地人士在博彩公司的所有權，並可能影響澳門現有六家運營商明（2022）年6月到期後的經營權或經營條件，使得澳門博弈業者未來的經營發展面臨較高的不確定性。
同時，修正後的博彩法規定在澳門運營的博彩公司必須引入政府代表，無疑擴大澳門政府和中共介入其經營，加強對其控制與影響的權力，故而不利於國際股東的利益，未來可能弱化國際博弈業者在港澳地區的影響力及其投資港澳的意願。也因此，博彩法修正案的諮詢文本一推出，即造成香港和國際股市的博弈企業股價下跌，顯示博弈市場和博弈企業集團對於澳門此次博彩修法充滿疑慮。
再就澳門博彩法修法之政治意涵而言，由於澳門博彩業是當地幫會和政治勢力的主要資金來源，且其經營發展已相當國際化，尤其逾七成的客源來自中國大陸，故而涉及跨境資金流動，因而中共認為其涉及中國大陸的經濟安全、金融穩定，甚至國家安全等，如未能加強控制，未來恐造成負面影響，為中共的執政和對港澳的統治形成潛在風險。故中共要求澳門政府推動博彩修法後，將對澳門政治將造成重大影響，包括中共將藉以重組澳門在地的政治勢力，防堵中國大陸菁英藉由澳門博弈洗錢，並阻斷澳門博弈集團成為中國境內特定政治勢力之金脈管道，避免澳門博弈集團可能與中國境內民營企業形成特殊團體而影響中共決策或政府政策。
綜觀澳門博彩法修法可謂是中共「二十大」前加強經濟控制的一環，其影響不僅限於澳門地區，而牽動層面甚廣：第一，為健全澳門和香港的產業經濟結構，避免澳門過於依賴博彩業、香港過於依賴旅遊、地產業，中共將加強港澳與廣東的鏈結與整合，透過粵港澳大灣區的推動，以珠三角深莞地區科技新創和高端製造之產業，結合港澳的金融、貿易、物流，再創港澳經濟榮景。第二，藉由前述策略與作為，在振興港澳經濟的同時，中共也將深化港澳對中國大陸尤其廣東地區的經濟依賴，並加強吸納港澳資金、人才、技術和管理系統流向中國大陸。第三，澳門博彩法之修法，將促使粵港澳經濟關係重組，增強中共管治港澳的信心；但由於此次中共強勢治理港澳的作為，將導致國際資金外流。第四，從中共近來一系列管制民營企業、打壓民企財團之作為，再到澳門修法整治博弈事業，顯示中共施政與資本主義精神、自由民主體制的距離愈來愈遠，故其在港澳施行「一國兩制」的結果，對臺灣的號召作用也愈來愈低。第五，由於未來中共將訂定澳門版的「國家安全法」，則臺澳關係可能斷裂，因而如何維繫臺灣與港澳之間的經濟產業聯繫，將是值得研議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