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捍衛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文:李酉潭 教授|圖:編輯部

2021年10月10日蔡英文總統在國慶演說中提出令大家矚目的四個堅持前特別表示:「政黨政治必定有競爭,但只要議題牽涉到國家的尊嚴,以及人民的未來時,我們就要團結起來,為世世代代的臺灣人,守住主權,守住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而10月30日二十國集團(G20)領袖高峰會議前夕,外交部長吳釗燮出訪歐洲,在「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縮寫IPAC)會議上以視訊方式發言時也指出:「我們有責任自我防衛,我們也有決心這樣做,不單是為了臺灣的主權和安全,我們也有決心捍衛我們的民主生活方式。」

那麼,何謂民主的生活方式呢?提倡民主教育的大師杜威(John Dewey)早就說過:民主不只是政府形式,而是一種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學者艾伯斯坦(William Ebenstein)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即撰《當代各種主義》(Today’s isms : communism, fascism, capitalism, socialism)一書,其研究方法就是從生活方式去探討,而不是從政府體制或者經濟制度去研究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他在自序中強調:極權和民主的問題是不能局限於社會、政治或者經濟等制度的,他們是兩種針鋒相對的不同生活方式,是一種信仰與價值的衝突,對人類本性有著不同的、相反的概念之生活方式的鬥爭。而他所列舉的民主生活方式的特徵,包括以下八項因素:

1、理性的經驗主義(Rational empiricism),或許是自由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了。首先由洛克(John Locke)予以充分發展,乃是基於一種信念,我們所有一切知識都來自於經驗。在這種概念之下,所謂真理,乃是試驗性的,變動不定的,而且經常在驗證之中的。這就有別於教條主義者,如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其最後真理或信仰所在是階級、種族或國家。

2、對個體之重視(The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強調個人自由是民主政治與極權專制政權間的尖銳分野。極權主義的教條,國家乃是主人,個人則為奴僕。但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自由個人主義者之一的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則在《美國獨立宣言》中聲稱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乃人類不可出讓的權利。

3、把國家當作一種工具(The instrumental theory of the state),認為國家只不過是人民的工具,人們組織國家的目的高過於國家的本身。自由主義重視社會有甚於國家,留給公民社會很大的自由空間。但在極權主義的國度裡,其設想通常是有利於國家方面的,因為國家常被認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所以極權國家不但組織和管制經濟、教育以及宗教等事物,而且對於人民生活的細節鉅細靡遺地管理。

4、民主理論視自願主義(Voluntarism)為一個自由社會的命根,這種自願結社原則所形成的各種團體不僅在宗教方面,也應用到了政治、教育、經濟等各個領域上面。

5、法上有法(The law behind the law),認為國家的權力得自被治者的同意,英美古典自由主義思想莫不認定「法律不是國家製造的,而是先國家而存在的。」生命、自由、財產與追求幸福的權利並非國家對個人的贈禮,而是先國家而有之者。國家賜予人民這些基本權利的作用是如何加以保護、加以規定,而非創造。

6、民主生活中對於方法的重視(The emphasis on means)乃基於一種認識,即目的不能離方法而獨存,而是用方法逐步達成,因此特別重視程序。極權主義常為了崇高目的而不擇手段,其實行的方法,如秘密警察、奴工營、思想管制、恐嚇、對於反對者的鎮壓等,反而擴大了苦難,加重了社會憎恨 。

7、討論與同意(Discussion and consent)乃是民主社會調解分歧觀點和利益的標準方法。因為無人握有絕對的真理,故在民主的觀念中,辯論的雙方都有可能協助獲得最適當的答案,而獲致此答案的唯一途徑就是將所有證據加以排比研究。

8、全人類基本上平等(The basic equality of all human beings)是民主理論和政策中常被誤解的一項,其實民主主義者不主張人人皆相等,但主張在基本立足點上人人平等,也就是機會平等。

以上所述,民主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其基本信條為:國家只是工具,個人才是目的。甚至於可以進一步說:民主也只是一種手段,自由人權的保障才是目的。所謂國家有五項目的:安全、秩序、正義、福利與自由。國家除了要努力實現各項目的,也須兼顧國家目的之間的平衡。我國已故政治學者鄒文海早就特別指出:若一個國家的人們享有福利卻失去自由,這樣跟被豢養的寵物有什麼不同呢?

以此來觀察中共對臺的一貫態度,那就是將統一臺灣當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其背後邏輯就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也就是:國家才是目的,個人只是工具。因此,從來沒有想要尊重臺灣2350萬人民的自由意志與生活方式。最新的統戰就是國臺辦副主任劉軍川所說:「統一後,臺灣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這種只著眼於民生福利,姑且不論切合實際與否,其無視憲政民主與自由人權等基本價值的重要性,尤其是兩岸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差異,這正是臺海兩岸的溝通變成雞同鴨講、格格不入的原因。而當中共最近不斷製造臺海緊張危機以來,很欣慰我們的國防部長邱國正投書《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公開指出:「我們的軍隊向來保護國家,我們用最高的忠誠度為國效力,捍衛自由與民主,讓臺灣人能夠維持現有的生活與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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