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長坤／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
2024年4月，馬英九再次訪問大陸，訪問期間數次提到「中華民族」、「炎黃子孫」；4月11日馬英九返台又提及「我們都是炎黃子孫」，遭到陸委會發言人詹志宏反嗆，詹認為炎黃子孫這類文字只是中國古代傳說；4月24日，中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回應，認為民進黨當局數典忘祖令人不齒；4月25日，詹志宏主持召開陸委會例行記者會，對於國台辦的嚴詞批評，他回應這是一個言語上的陷阱。相關的爭議與罵戰仍然不斷。
然而，究其學理，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族」與「炎黃子孫」反映了民族的形成機理與歷史的投射。
事實的「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反映了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根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論述，民族本身就是一種特殊文化的產物，從歷史力量的複雜交匯過程中自發地萃取提煉出來的一個結果。在集體認同的「認知」（cognitive） 面向，「想像」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群體認同所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因此「想像的共同體」這個名稱指涉的不是什麼「虛假意識」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心理學上的「社會事實」（le fait social）。
西方現代性的民族經歷了四波歷程，包括：第一波，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南北美洲民族的形成；第二波，1820年以後，受到第一波美洲模式的感染，歐洲民族的形成；第三波，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在歐洲內部出現的所謂「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第四波，一次大戰以後的亞非洲殖民地民族主義，對「官方民族主義」的帝國主義面向的反彈、對前三波民族主義經驗的模仿。
對於中華民族而言，不論是古代、近代、還是當代，都經歷著認知的不斷發展，涵蓋兩岸範圍的中華民族也當然是一種社會事實的存在。
歷史的「炎黃子孫」
炎黃子孫反映了歷史的投射，承載著一種凝聚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非線性時間觀。
曾經魯迅先生所撰《故事新編》，其中就包含了如炎黃二帝的描述，其「擬古史」方式，也被人稱作是神話、傳說、演義，受到其他學者批評、難以理解，特別是梁啓超「新史學」到「五四」之後的古史辨運動，在這一運動中，顧頡剛將神話、民間故事和民俗傳統等等一道納入虛構或即將逝去的傳統範疇，將歷史還給不復存在的絕對過去。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以層累造成的邏輯在神話與古史之間划出清晰的界限，將古史中的許多記載納入神話、作偽範疇，驅逐出古史。
魯迅則譏諷古史辨運動的史學原則將人的想象和信仰世界從人的社會性中分離出去，譏諷「博考文獻，言必有據」的「教授小說」，譏諷著錄與載籍的時間作為判別神話誕生時間的古史辨運動及其未經自我反省的歷史觀，譏諷拒絕將宇宙觀、倫理信仰以及現代心理學所發掘的意識與潛意識世界推入神話、傳說和作偽的範疇。
當代學者汪暉也認為，截斷眾流的方法論事實上是以現代宇宙觀為前提的，後者所界定的事實與真實不但不能等同於史前或早期文明的事實與真實，而且也忽略了現代生活中的某些群體經驗。
經歷了歷史的神思鬼視，從一個既不是主觀的內在，也不是客觀的外在，而是超越於主觀與客觀之上的敘事視角，穿越推演、敘述、敬畏、歌頌、致美的過程，從非歷史或超歷史的世界進入歷史世界，魯迅將那些被驅逐出歷史的「神話」「傳說」和碎片式的「史實」重新編排為古史的序列，以故事的名義演繹過去，在史前脈絡中尋找創造的痕跡，在神話傳說中挖掘堅硬的真實。
這樣來看，炎黃子孫豈能以「傳說」一言以蔽之。不論是中華民族還是炎黃子孫，字裡行間都是一衣帶水、割捨不斷的兩岸的血脈相連。簡單來說，並不是所有的傳說、傳說中的所有故事都要聽信，而是傳說中歷史的投射、思想的抽象更值得我們思考，反映的是歷史、史觀、信仰、價值、思想。有關中華民族與炎黃子孫的講法，並無不妥。
（作者侯長坤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獨家報導新聞網同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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