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戰會論壇/AI在美中競爭的三大層次

美國陸戰研究所在2018年10月發布的《影響力機器:作為戰略打擊機制的自動化資訊作戰》報告中指出,AI可對受眾人群進行密集型的資訊「轟炸」,從而成為影響輿論,不利他人有利自己的政治武器。
美國陸戰研究所在2018年10月發布的《影響力機器:作為戰略打擊機制的自動化資訊作戰》報告中指出,AI可對受眾人群進行密集型的資訊「轟炸」,從而成為影響輿論,不利他人有利自己的政治武器。

侯長坤/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人工智慧(AI)作為美中科技戰的新戰場,也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技術,其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非常類似既往的新興技術,AI在國際政治中也會影響到大國競爭,從低層到高層政治,共有三大層次,會影響大國如美中之間的競爭態勢。

衡量政治的層次高低,需要從權力面向加以考量。例如,美中之存在AI晶片等技術方面的角力,涉及的權力要素不多;利用AI技術,進行資訊與認知作戰,則涉及到一定程度的權力要素;AI使大國競爭之間的攻防平衡態勢發生變化,甚至最終導致了權力的移轉,則是充滿了權力要素的層次。

目前來看,美中圍繞AI的大國競爭可分為三大層次,分別為低層技術層次、中層資訊與認知層次、高層攻防平衡層次。三大層次環環相扣,較低層是較高層的基礎,較高層是較低層的發展。

低層技術供應層次

這一層次的競爭,主要是圍繞AI晶片展開,美中兩國之間對科技硬體、軟體的爭奪,充斥於這個層次。因為AI晶片的用途廣泛,橫跨民用、商用、軍用,對晶片的掌握則涉及到社會生產力、經濟增長、軍事實力的增加。特別是在軍事方面,AI在監偵、無人機、戰場分析等方面具有重要應用。所以,大國會相互之間對於AI晶片供應鏈十分關注,在國際競爭的背景之下,相關國家紛紛出台政策,相互之間,特別是較強的一方如美國,試圖阻止技術轉讓給對手,而較弱的一方則會努力實現技術突破。相關國家除了出台政策法律之外,也會在全球進行技術夥伴的聯合聯盟。

就目前情況而言,美國晶片設計公司輝達(NVIDIA)目前在專用AI晶片市場佔據主導地位,預計到2024年底將佔據全球近90%的市佔率,使NVIDIA一躍成為市場領導者,而另一家美國公司超微半導體公司(AMD)則位於第二位。從2022年8月開始,美國商務部出於國家安全考量,禁止中國企業購買輝達先進的AI晶片,而這些晶片目前是深度學習應用不可或缺的。同時,美國正在主導建立新技術聯盟,試圖通過渲染「中國網路通訊設備安全威脅論」,將中國排除於「技術發展共同體」之外。

這一層次的AI競爭,與其他一般的技術競爭類似,涉及的政治權力要素較少,獲得了相關的技術,也僅是做專業用途。但是,因為AI這一技術能夠囊括更多的政治權力要素,也使得相關國家將晶片供應鏈政治化。

中層資訊認知層次

這一層次的競爭,主要是圍繞AI技術能夠滿足於大國競爭的資訊戰爭需要,通過快速生成、偽造技術、精準推送等技術手段,影響和改變目的群眾的認知,進而影響社會輿論與國家形象,在國際社會中形塑或破壞國際形象,達到大國競爭時刻的諸多目的。例如,使用深度學習神經網絡來操縱影片和語音,神經網路在某些方面與我們大腦處理資訊的方式相似,讓使用者難以辨識資訊真假,AI得以服務於意識形態等方面的競爭。

美國陸戰研究所在2018年10月發布的《影響力機器:作為戰略打擊機制的自動化資訊作戰》報告中指出,AI通過算法將含有欺騙性和隱蔽性的「內容子彈」通過個性化的「靶向」推送,對受眾人群進行密集型的資訊「轟炸」,從而成為影響輿論,不利他人有利自己的政治武器。2023年10月,中國提出《全球的AI治理倡議》提出要做好風險防範。

這一層次的AI競爭,涉及部分政治權力要素,在國際政治中製造知覺與錯誤知覺,以達到己方的戰略目的。但是,AI最為重要的是其能夠改變權力格局。

高層攻防平衡層次

這一層次的競爭,主要是基於前兩個層次的基礎,AI得以通過打破原有的攻防平衡,更為根本的改變國際政治的權力格局。攻防平衡理論(或攻防理論),較早的文獻可以追溯到傑維斯的《安全困境下的合作》(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傑維斯從安全困境下的合作談起,認為安全困境假設一方安全多,另一方安全就會少。奎斯特則進一步發展了攻防理論,《國際體系中的進攻與防禦》(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是一本典型的攻防平衡研究,其強調技術決定論,認為技術是否有利於進攻或防守。雖然攻防理論存在一些弊端,如技術決定論,但不可否認的是,技術能夠從戰術層面上升到戰略層面,從低層政治上升到高層政治,就能夠克服微觀層次上對一次戰爭的判斷,而以宏觀視角去衡量權力的平衡與攻守之勢,以此來說明這種技術能夠使得國家產生權力優勢,達到賦權功能。

總體而言,國家在發展AI以服務於國際政治目的時,別國也會加以模仿追趕。國家在發展AI的進攻能力的同時,也因為別國的追趕發展而產生了防禦漏洞,同時成為進攻者與防禦者。例如,國家通過訊息操縱干涉他國內政,同時自身政治進程也飽受相同策略困擾。這就是投入大量資源加速AI軍備競賽,同時又飽受軍備競賽帶來的負面影響。

具體而言,在進攻方面,深偽傳播(Dissemination of deepfakes,即快速、大規模生成高保真多模式輸出,極少需要人工參與,可以被惡意用來傳播與其特定敘述相符的廣泛錯誤和虛假信息)、激增攻擊(Proliferation of attacks,使用AI生成高質量程式,被惡意使用設計複雜的惡意軟體,包括程式生成和執行功能,如ChemCrow)、數據反饋循環(Data feedback loops,AI部署不斷加速,其生成數據進行迭代)等技術,列舉的技術都可以利用於傳統時代就存在的認知作戰、網路攻擊等,實現這些進攻武器的質的飛躍,而最為關鍵的是其數據循環迭代,使得掌握核心科技者強者愈強、差距愈發不平衡。

在防禦方面,檢測大語言模型(Detecting LLM content)、代碼分析(Code analysis)、滲透測試(Penetration testing)、水印檢測(Watermarking)、多模態分析(Multi-modal analysis)、基於神經網絡的監測器(Neural network-based detectors)等技術,作為對進攻性AI武器的反制,目前也正在不斷研發生產,但毫無疑問,這也隨著進攻武器的發展,防禦武器的負擔也愈發沈重。

AI之所以與其他技術不一樣,就是因為其改變權力的潛力巨大,貫穿了低層到高層政治三大層次,將會有改變國際政治格局的劃時代意義。

(作者侯長坤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國戰會專稿,本文授權《洞傳媒》國戰會論壇、《中時新聞網》言論頻道、《獨家報導》同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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