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老師的最後一堂課

獨家報導文:張淯 | 圖:彭級鋒 攝影

台灣因健保制度黑洞、醫療糾紛不斷,導致內、外、婦、兒、急診等「五大皆空」,醫療人才紛紛出走;對外,在器官移植、心血管手術、人工生殖等「重症醫療」,和健檢、美容、牙科等「觀光醫療」逐漸成為台灣國際觀光亮點下,未來台灣人看病,還得跟世界競爭。

當醫界呼籲應該加速推動醫療糾紛強制進入調解,搶救佔所有醫療糾紛八十五%的內、外、婦、兒等科別,法界提醒此舉恐怕違憲等討論下,卻少有人回到醫療教育體系,檢討這一切的根源……

術台邊,主刀醫師結合腹腔鏡、螢幕和長柄特製手術器械,仔細將骨盆腔裡產生癌變的淋巴結一一切除。從手術房裡嚴密的溫度控制、一應俱全的內視鏡系統,到一旁站滿的醫護人員,幾乎與一般教學醫院無異。只除了,這裡少了麻醉醫師和監測心跳的儀器,手術房外,也沒有焦急等待佳音的家屬……

華爾街日報曾大幅報導的「模擬手術」

這是二〇一二年慈濟人醫會年會「模擬手術」的第三天,模擬的是婦產科骨盆腔淋巴結切除手術及主動脈淋巴切除術。陪伴來自全球人醫會婦產科醫師進行研習的大體老師,因在往生後八小時內,即以急速冷卻技術保存在攝氏零下三十二度,回溫後的器官、組織乃至皮膚彈性,幾乎與活體無異,為這項難度相當高的手術,提供了寶貴的臨床教學資源。

或許因為如此,即使這項模擬手術已不像一般手術過程,會因為稍一不慎傷及主動脈,就造成大量出血,所有醫師仍是屏氣凝神,緊盯著螢幕上的手術畫面,就怕錯過任何步驟。

曾多次參與模擬手術的資深外科醫生坦承,外科醫生的養成,是一條漫長而艱辛的道路,許多實習醫師或前一、兩年的住院醫師,在手術室裡只能拉拉鉤,或拿著吸引器清除臟器冒出來的血液,「能夠派到『關傷口』的任務,就夠興奮的了!」
一位醫師坦承道,「許多外科醫生獨當一面的第一刀,常是在『倒楣的病人』身上。」

慈濟大學副校長暨模擬醫學中心主任曾國藩表示,目前已有許多醫學院改用模型或電腦軟體取代傳統實際解剖的學習方式,加上近年來微創手術成為主流,都更促成內、外科人才短缺,經驗嚴重斷層。因此,慈濟人醫會結合年會所舉辦的「模擬手術」,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的醫師前來研習,今年更聚集了五百三十五位醫師前來參加。

從二○○二年即開始試辦的「模擬手術」,不僅在國內是首開風氣之先,還曾在二○○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讓《華爾街日報》以頭版全版加以報導。吸引普立茲新聞獎得主記者 Lan Johnson的,不只是慈大將這項國外多半用來營利的高端技術,運用在教學上的創舉,更重要的是,慈大從大體啟用、家訪、送靈到入龕等一連串儀式,所傳達的醫學人文「境教」,比任何教科書都來得有力。

醫學教育的「去人性化」

素有「醫學史家」之稱的耶魯大學醫學院臨床外科教授許爾文.努南(Sherwin B. Nuland)曾說:「一個醫學生初次面對人體的感受,將會決定他以後面對病人的態度。」

現為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的林碧玉,回憶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到美國多所頂尖醫學院參訪時,眼見解剖學教學用的大體,多數仍以浸泡在福馬林槽裡,或是懸吊的方式保存,回台後就決定要以最人道的方式,對待這些解剖教學上重要的「無語良師」。

「許多醫學生對解剖學的記憶,不外乎陰暗的地下室、嗆鼻的福馬林味道,和來路不明的遺體。」慈濟大學校長王本榮認為,這是造成醫學生習慣以戲謔或情感抽離的方式面對人體,導致醫學教育逐漸淪為「去人性化」的純科學教育的主因。

因此,慈大不僅將解剖學教室設在光照充足的二樓,首次引進「乾式」的防腐灌流設備,設計遺體專用的噴房躺床,以示對遺體的尊重,更自一九九六年首屆大三醫學生開始上解剖學時,就堅持醫學生必須參與從家訪、製作大體老師行誼、啟用、送靈到入龕等所有程序。

高規格對待大體 被視為慈濟一大錢坑

「許多捐贈者都是跟隨上人多年的慈濟志工,上人堅持要做到『亡者靈安,生者心安』。」一位慈濟志工透露,自從一九九四年林蕙敏女士慨然捐出大體,這個故事透過證嚴法師的行腳,在全省慈濟體系產生極大迴響,響應捐贈者目前已超過三萬兩千七百多人,讓慈大解剖教學用的大體一直不虞匱乏,有些大體甚至在冰凍八年後才移作解剖教學用,讓慈濟後來發起「就地捐贈」的概念,讓許多仍只能採用無名屍或路倒遺體的醫學院也能受惠。

不過,二○○八年模擬醫學中心成立後,每年五次的模擬手術,加上每學年的解剖學,都堅持走完一套獨立的儀式,耗費的人力、物力著實可觀。

據悉,模擬醫學中心自成立以來,一直被視為「錢坑」,每年都是基金會重點檢討對象。最後,總是在證嚴法師力排眾議下,讓預算闖關成功。

生命是短暫的,慧命是長久的;數千年來人事變遷頻仍,人間的需要卻永續不斷。慈濟志業應苦難眾生而設,證嚴上人一念悲憫,以慈悲喜捨教富濟貧,直接救度眾生。(摘錄自慈濟醫學中心官網)

對此,模擬醫學中心主任曾國藩表示,並無此事。但也說明,證嚴法師對「一般手術房裡,在病人身上用什麼儀器,對大體老師就用什麼儀器」的堅持,也是醫學教育「言教、身教、境教」中重要的一環。

「如果從學校裡,教授就是說一套,卻受限於設備因素漏掉兩個程序,之後醫學生在執業時靠自己心證,少掉七、八個步驟,也就成為理所當然。」曾國藩說道。

視病如親 不一樣的生死教育

「尤其,從這些儀式中,讓學生和前來研習的醫師得以面對面與家屬互動,不但能啟發參加者『視病如親』的同理心,對家屬也是一種療癒的過程。」

曾國藩繼而補充,曾有家屬眼見醫學生首次接觸大體時的僵直反應,上前主動安撫學生,她先生之前比這好看多了,要學生別擔心,好好學習。「因為能親眼看到未來在親人身上學習的學生,讓家屬變得勇敢,這些互動過程,也讓雙方上了一堂不一樣的生死教育。」曾國藩說。

曾有一位捐贈者的遺孀說:「寧可你們在我先生身上試劃二十刀,也不願你們未來在病人身上劃錯一刀。」這樣捨身大愛的胸懷,很難不烙印在醫學生心裡。
只是,早期大體捐贈觀念還不普及時,許多捐贈者的家屬常要面對來自親友排山倒海的質疑與譴責,承受莫大壓力。但在多年的推廣下,近幾年許多捐贈者,已能得到親屬的支持。

大體老師——李聖芬老師

在今年人醫會年會啟用的八位大體老師中,有一位甚至是家族中的第三例。長年在慈濟教聯會擔任大愛媽媽、在慈濟兒童精進班輔導國小生的慈濟志工李聖芬老師,由於胞弟的岳母、自己的母親先後都將大體捐作醫療教學之用,去年發現罹患胃癌時,就向家屬表明若有萬一,希望捐贈大體的意願。

「看到媽媽即使在安寧病房,仍為其他病人唸佛祝禱,我常會問她為什麼,為什麼在這種時候還能替別人著想?」身為家中大姊的斯甯,考上大學那年還來不及慶祝,就得面對要留在高雄照顧母親,或北上念書的兩難。最後,在母親的堅持下,她終究選擇接踵母親的腳步,成為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的學生,投入母親熱愛的教育工作。

「媽媽是我最重要的支柱。」訪談過程中,一直倔強地微抬下巴的她,終究在提到母親時,紅了眼眶。

而始終挺直背脊的哲諭,在眾人面前提起母親病危時,為了符合大體捐贈的資格,寧可承受癌症末期的痛苦,減少營養針與抗生素的劑量,終於在臨終前圓滿了捐贈的資格等過程……始終條分縷析,語氣平緩,看不出來只有十八歲的年紀。和一旁沉默的雙胞胎弟弟哲叡一樣,他們今年正準備醫學院的考試。

「能完成聖芬的遺願,我很欣慰。」回憶起今年六月中,李聖芬老師在高雄長庚嚥下最後一口氣,助唸只維持了一個小時,一家人就在泰利颱風的伴隨下,循著南迴公路往北,就為了趕著在八小時內將大體送到花蓮。李聖芬老師的先生提到太太,全程只有滿口的稱讚與驕傲。

「光要接送三個小孩上下課、上才藝班,就已經很忙很累了,聖芬仍然每天撥出很多時間,為其他孩子輔導功課,即使自己小孩都從小學畢業了,她仍然每天早上七點四十就到學校報到,晚上也常為了做教案忙到很晚。所以後來學校還頒了一個『杏壇留芳』的匾額給她,這都是給三個孩子最好的身教。」

唯一的薄責,是太太總是忙到忘了注意自己身體,才會在五十歲的壯年就提早離開。「不過,在發現自己罹患胃癌後,聖芬也跟自己的胃懺悔了。」

從言談間的器度、對家人從事志工的支持,很難讓人相信這一家人只是一個小康家庭。一份在中鋼子公司擔任資深機械維修員的薪水,並不影響這家人「及時行善」的理念。自然,對於李聖芬老師身後選擇將身體捐出,以另一個形式為教育盡一份力的大捨,也只有成全。

大體老師的最後一堂課

在四天的模擬手術後,是一場在凌晨六點三刻舉行的送靈典禮。在這一天前,醫學生和研習醫師會先替陪伴他們學習的大體老師進行縫合手術,並且事先到火葬場將環境清掃乾淨。

在萬里無雲的藍天下,陪同家屬一起為親人送別的,有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五百多位醫師、三百多位志工同行,由靜思堂的駐院師父領頭,長長的隊伍一起伴隨著莊嚴的樂音,徐徐緩緩的陪大體老師,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送靈典禮:由慈濟靜思堂駐院師父與全體師生,陪同家屬,一起為大體老師送行。

清早,在花蓮萬里無雲的藍天下,陪同家屬一起為親人送別的,還有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五百多位醫師、三百多位志工同行,由靜思堂的駐院師父領頭,和長長的隊伍一起伴隨著莊嚴的樂音,緩緩的,一步一腳印,陪大體老師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我會永遠記得,有一位老師,在我年輕的時候,用他的身體教導著我,他的一生。雖然我們沒有機會在老師生前醫治他的疾病,減輕他的痛苦,可是透過大體解剖學習老師的身體,來瞭解這些病症,來明白老師往生的原因,讓我們以後可以幫助更多人,使他們不要再承受一樣的痛苦,我想,應該也是回報大體老師的一種方式吧。」這是一位醫學生,寫給大體老師的致謝信。

這是大體老師給在場所有人的最後一堂課,見證生命可以如此無常,敵不過大自然的法則,也可以如斯綿長,與莊嚴。


延伸閱讀

器官捐贈大使:瑞格.格林(Reginald Green)

十八年前,一則高速公路槍擊案,改變了瑞格.格林(Reginald Green)的一生,但也改寫了許多家庭的命運。在槍擊案中痛失愛子尼可拉斯(Nicholas Green)的格林夫婦,在確定愛子腦死後決定做出器官捐贈的舉動,不僅拯救了七個家庭,也因這起躍上頭版的新聞事件所帶來的後續效應,大幅提升了義大利的器官捐贈比率,這則故事並且被好萊塢翻拍成電影「尼可拉斯效應(Nicholas Effect)」。

「在等待醫生宣判的那兩天,有如地獄般黑暗,但神奇的是,當我們決定將尼可拉斯的身體捐出給需要的人,我們的心裡卻忽然無比寧靜。」瑞格‧格林說道。

曾為BBC記者的瑞格.格林,目前是全球器官捐贈重要的推廣者之一,曾受邀至歐美各國,且在日本、印度等亞洲地區參與過器官捐贈推廣的他,今年是首度受邀至台灣進行器官捐贈推廣。他坦言全世界的器官捐贈都不夠普及,以美國為例,就有超過十萬人亟待捐贈,卻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等不到合適的器官就過世。

他認為,這無關乎各地的宗教觀或民族性,「不願已承受很多痛苦的家人再次受到傷害,是人之常情。」但格林也強調,「如果,你曾親眼見過瀕死的人,在接受器官捐贈後,不到兩天內就能恢復得如同未生病的人,你會相信,家人的奉獻,終究是值得的。」

 

義診行腳可繞地球八圈 蔡宗賢 醫師

「行動不便,不是義診行善的阻難!」雖然自一歲多即因罹患小兒痲痺行動不便,但幾乎每次義診都可見他行蹤的蔡宗賢醫師,被許多志工形容就像是「搭直升機」一樣。光靠一只口腔義診專用,可容納鹵素燈、機頭等牙科基本設備的「007手提箱」,不僅參與過南亞大海嘯、四川地震等義診,自二○○四年起,只要火車可以通行的日子,每週五、六從台北到玉里,是蔡醫師不變的行程,八年來總里程數累積三十二萬公里,足可繞地球八圈。

一九九九年,蔡宗賢醫師因為「九二一地震」的因緣加入慈濟臺灣北區人醫會,發現了偏遠地區醫療資源嚴重缺乏,開始了自己的「後山巡迴醫療」。玉里慈院的醫護人員及志工,都叫蔡宗賢「蔡爸爸」,因為蔡宗賢就像一名慈父,臉上總掛著招牌笑容,給人溫暖,白天看診後,晚上脫下醫師袍,換上志工背心繼續關懷他人。

一生行醫,蔡宗賢總為病患想,卻忽略自己健康,今年九月廿日蔡宗賢因病往生,享年五十四歲,臨終遺願捐出大體作為醫學系學生教學使用,一生發揮醫療所長,造福人群,往生後仍獻「身」醫療,足為「仁醫‧良師」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