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自由撰稿人
9月，蘇起列席於總統直選30年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在幾個吹捧台灣民主的美英學者面前，直言台灣民主制度其實是民選國王制，並羅列了10點特徵作為佐證，簡單說，中華民國總統是有權無責的超級國家領導人，也就是披著民主外衣掩護威權的民選國王。我們庶民比較喜歡稱民選皇帝。
那麼，如何制度性避免民選皇帝呢？不妨看看歐洲經驗。
大部分歐洲國家施行內閣制 —— 而不是總統制 —— 這個制度是避免產生獨裁者的「大殺器」。儘管制度細節有所差異，但目的與效果是一樣的。無論歐洲現在病得多麽嚴重，至少，那裡有效遏制民選皇帝了幾十年。
內閣制的主要優點，是儘可能體現多元民意，小黨的得票率就算不到10%，也能影響國家政策，而且往往在聯合內閣體制裡是關鍵少數，不可忽視的一股力量。內閣制的主要缺點就是低效政治，這很容易理解，人多口雜四個字，足以說明這個特征。
歐洲目前的衰弱，是否來自於低效政治，這是個頗具爭議性的話題，但從台灣的角度看，至少你說不出歐洲有哪個政治領袖是如同川普般的政治強人。好的強人能帶領國家向上，壞的強人高效敗壞國家，而主要問題在於，非內閣制的民主制度，還能產生「好的強人」嗎？
最近，被稱為極端政黨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地方議會選舉狂攬超過40%的選票，震撼全歐，這場選舉是否會引發歐洲集體向右轉，終結中間偏左建制派掌權的時代，備受關注。事實上，法國被稱為極右翼的政黨領袖勒龐（Marine Le Pen），目前在2027年法國總統大選的民調中也大幅領先。
這意味著歐洲中間派的巨大失敗，以及歐洲強人政治有可能死灰復燃的普遍預期。德國近三十年來，得票率能超越40%的政黨，這次選擇黨獲勝是唯一的例子。政黨版圖破碎化，就是內閣制的特徵。但反過來說，也正因如此，即便德法在未來產生領袖的選舉中雙雙獲勝，制度仍能有效避免這兩國出現中華民國總統這種民選皇帝。
不受國會監督的政治領導人，在歐洲不可想像，甚至在仿歐制度的日本，也不會出現。高市早苗雖然獲得實質上的完全執政，但也不是有權無責的民選皇帝，至少在形式上，首相仍得站在議會裡接受監督，接受全民檢驗。
關於是否要將現行制度改為內閣制，台灣內部不是完全沒有聲音，但聲量特別小，主因是美國政治文化的影響太大 —— 內閣制就不容易操控台灣了 —— 以及普選30年後的結構性適應問題，即便適應不良，問題叢生，但政治既得利益者不會希望改變現狀。
這個結構性問題，包含主流意見人士，他們也是政治既得利益者的一員。投資政黨的各種金主與他們的代言人，已經適應了當前體制，也知道如何在體制中鑽營出他們想要的結果，自然不希望改變現狀，尤其是轉為內閣制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與金主無關的意見人士也有不少，但隨波逐流者居多，且也間接在現行體制裡獲益，致使主推內閣制的動力不足。
因此，台灣政治的現狀是，政治無法反應多元民意，少數民意必須仰賴主流政黨的施捨，攏絡與利用，才有點機會被看見。另一種脫困之道，就是依靠民粹型政治人物以強人之姿，輔以鑽營投機之術，才能在體制裡取得一席之地，例如柯文哲與他的民眾黨。
換言之，不靠強人無法取得權力，而強人必須依賴現行制度土壤才有搞頭，如此一來，呼籲改為內閣制的聲量自然無從放大。最終，民選皇帝成了一種無奈的必要之惡。
歐洲內閣制並不一定是最好的答案，符合台灣社會的內閣制，才是好的答案，但沒有人討論這個，只有絕望的因循苟且。這就是為什麼，個人認為，沒有強大的外部力量干涉，台灣內部絕無可能自生變革，並往正確方向發展的主因。
已有少數精英認知到這一點，但庶民階層只知道現行體制有問題，卻不知有效的改變之方，最糟的一群人，就是那些明知怎麼改變對台灣最好，但因為改變有損其既得利益而裝聾作啞的所謂菁英。雖然不是第一個，但蘇起還是點破了此一現象，可能是無欲無求吧，也只有這樣的人，才願意說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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