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中國思潮史話》(六) 孫中山民權主義的思想基礎(曾建元)

《近現代中國思潮史話》(六) 孫中山民權主義的思想基礎(曾建元)

本文原為2026年8月15日播出之中央廣播電台溫大同主持《兩岸新聞導報》節目專訪,由阮芳勇整理文字。

温大同: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持人溫大同,接下來進行的欄目是《中國近現代思潮史話》,為我們主講的是曾建元老師。

曾老師,您好!

 

曾建元:

大同哥跟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從民本思想連接民權主義

溫大同:

曾老師跟我們介紹孫中山先生的思想,我們前幾集談到的是孫中山先生對於民族主義的一些主張,我們在這當中做了一些思辨,特別是關於民族主義思想的一些新的發展狀況的一些討論。討論完了民族主義之後,接下來要討論民權主義。

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的第一講當中,談了一個非常清楚的概念,他說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他說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他有個非常非常清晰的概念,就是人民來管理政權,也就是所謂的民主,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就是民主。

民主這個概念源源流長,是從希臘城邦政治來的,後來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Magna Carta),美國1775年的獨立革命,法國1789年的大革命,建立了近代的民主制度和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孫中山先生在這個演講當中,非常非常清晰地談到了,民主這樣的一個思想的元素,在中國傳統也是有的,譬如說到了堯舜的禪讓,談到了孟子說的:「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主政治雖然是發源於西方,但是中國也是有民本思想的,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當中,清晰地講到,這是世界的潮流。他說,中國如果要強大,最重要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這樣的一個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曾建元:

對,回到孫中山那個時代,我們如果回顧他的生平,他決定要革命的時候是什麼,中法戰爭。他看到清朝不堪一擊,再來他出國讀書,開闊了眼界之後,他就形成了更加堅定的革命思想。民生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是到了倫敦蒙難之後,利用在歐洲停留的期間,閱讀大量的文獻,體驗當地政治的種種狀況,才形成一個完整的三民主義的觀念架構。

談到這個民權主義思想,孫中山有很傳神的一個說法。就是大家來當皇帝,四萬萬人當皇帝。中國古代有民本思想,講民貴君輕,但是基本上,君主在政治權力地位上面,他還是高於人民,是凌駕於人民的。

為什麼呢?這是和中國的孝道觀念聯繫在一起的。你孝順父母。可是如果當你把國家當成家庭的放大或延伸的時候,那皇帝就變成你的父母了。你應當要孝順父母,所以你就要移孝作忠,孝順皇帝。他跟你之間的身份關係,當然跟父母不太一樣,父母子女關係是很自然地源自你的出生,但是當人民跟國家的關係,被比擬成父母子女關係的時候,我們就都要孝順父母和國家。

我們小時候常常聽大人講,「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其實很多不是的父母,孝順這樣的父母可以說是一種愚孝,中國傳統政治上很大的問題就出來了,有愚孝就會有愚忠。

孫中山當時對中國社會的政治啟蒙,談的是回到先秦。皇帝如果不像樣的時候,就可以把他推翻掉,大家自己來當家作主。所以這真的很了不起,在那個時代,能夠提出這樣的觀念,挑戰皇帝和國家的權威,挑戰當時的道德觀念。這不只殺頭,在古代,可能是誅九族的。

所以我覺得就這一點而言,他是石破天驚的時代開創者。

 

民主是世界潮流

温大同:

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當中,有一段我覺得講得特別好。他說我們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之潮流,二則為縮短國內之戰爭。他說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民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我們從前因為要免去這種禍害,所以發起革命的時候,便主張民權,決心建立一個共和國。共和國家成立之後,是要用誰來做皇帝呢,還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這樣的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

我覺得這個就是所謂的用數人頭來代替打破人頭,他看到民主制度,是讓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一個制度,他說,這是世界潮流。當然民主也有走向獨裁的,這個國家就開始走向混亂,也確實是這樣。維繫一個民主的制度,確確實實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非常重要的保證。

我覺得孫中山先生他的這個洞見,在那個時代,其實是很了不起!

 

曾建元:

對!在那個時代,可以想像這個問題。

因為皇帝是總攬天下一切的大權,這國家是他的,人民及其所有資產都是他的,人命也都是他的,都屬於他。但是如果他是個小孩子,話都講不出來,而嗷嗷待哺,這個小朋友,他有什麼能力來領導國家,來支配權力?這不是相當荒謬的一個畫面?如果說,放棄這種皇帝,我們選賢舉能,找個有本事的人來幫我們處理國家大事,一定是比較容易進步的。

這個我們選舉出來的人,我們跟他之間有個契約關係,就是你要承諾保護我們的基本人權,我們才同意給你權力。我們先把契約內容先講好,這樣子,我們就不用擔心說,有人被選上去之後不下來。他不下來的話,任期到就要換人,不換的話,我們有革命權、有抵抗權,所以就不用怕,有人在成為領導者之後,戀棧其位不想下來,或者突然失智,決策開始暴亂。我們不用擔心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跟他之間有個契約,他要按照契約來履行他的義務,做不好,我們就可以換人來做。

所以這個民主,是建立在人民作為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力的主宰者、決定者的這個基礎之上,尊重每個人的自由意志,每個人對他自身利害的判斷,從這裡出發。當然可以想見,眾人的智慧,絕對比一個人獨斷獨行更可信,尤其是領導者出自繼承的關係,落在一個小孩子或一個白痴身上,變成由他來主導大家共同的命運,那當然是非常地荒謬。

我們現在來講這個問題,覺得好像很平常,本來就是要這樣子,我們怎麼可能把自己的命運、對生命的自主權,交給別人。可是今天到了21世紀,我們對岸的中國大陸,很多人還相信習大大,相信英明領袖,然後習大大也不斷地著書立說、治國理政,顯示他什麼都懂。

 

温大同:

可是他自己回答問題,要看小本本!

 

曾建元:

對啊,我們前天(7月5日)在圓山大飯店吃飯,去參加第14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91歲華誕慶典暨圓滿慈悲年活動的生日宴,結束的時候賴清德總統也到場了。賴總統一任頂多當四年,然後他也不像皇帝,什麼都能做,你看他每天被罵,財產公開,我們都知道他個人財產怎麼進出,他也沒有什麼自由,每天都在大眾媒體的監看之下,國會立法院監督他的施政。像這樣的總統,就不會有很多人想要做,你願意擁有那個公共服務的權力,你就要犧牲很多個人的隱私、個人的自由。很多人在判斷取捨的時候,他會想說,那我寧願做我自己。

可是皇帝不一樣,皇帝是幹什麼事情,朕即國法,是超越法律、超越道德的,所以大家當然想做。

 

温大同:

但是大家也想把他幹掉。

 

曾建元:

對啊,因為取而代之,那好處就變我的。孫中山,19世紀末的一個年輕人,他看到西方的這種經驗,從而提出這樣的觀念,然而這一觀念到今天還有很多人想不通。

 

孫中山的威權領導

温大同:

今年剛好就是美國建國250年,孫中山先生的青少年時期,曾經在夏威夷(Hawaii)受過了四年的教育,那時夏威夷還是個獨立的王國,但美國的影響力已經大舉進入,他在當地的教育中,受到民主政治觀念的啟發,知道民主政治的好處,在他革命事業的一開始的時候,就提出來要有民權。

不過我事實上對孫中山有一個疑惑。民國成立之後,他當了臨時大總統,後來真正的第一任的國會選舉的大總統,事實上是袁世凱,也就是前清的內閣總理大臣,好像滿清政府的內閣,變成了中華民國的政府,某種程度這是政權的和平轉移吧。可惜的是袁世凱頭腦發熱,居然想要當皇帝,造成了另外一個混亂。可是我們也知道,在這個過程當中,當時國民黨有一些人,是主張議會政治的,像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兼國務院總理宋教仁。可是宋教仁要與袁世凱合作走議會政治道路的主張,在當時好像不為孫中山所接受。孫中山後來發動二次革命,成立了中華革命黨,建立一個以他個人為至高權力的黨。這也讓我們覺得,孫中山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為什麼對於民主政治,或者議會政治,無法接受國民黨可以暫時當一個不是統攬所有權力的黨,在議會裡面大家協調看看?就是說,忍耐一下,忍耐民主的混亂。他為什麼沒有這樣做?而到最後居然要再建立所謂的黃埔軍校,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要透過軍政暴力革命,然後才說要經過訓政,然後帶到憲政。你怎麼看他這一段?他難道不願意忍受民權主義的不完美?你看到他自己的這個話,其實我覺得他有點自相矛盾。

 

曾建元:

民國初年,他創立中華革命黨,跟後來中國國民黨改組,看起來都是以他為中心的領袖獨裁制度。但其實這兩個階段有些不一樣的地方。在中華革命黨的時候,其實他還沒有受到俄羅斯共產革命的影響,可是到了中國國民黨的改組階段,他就完全對黨國體制信以為真了,而認為這是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中華革命黨很多人不接受,黃興就不接受,說你憑什麼,就不理他。

中華革命黨倒是有點像什麼,我覺得有點像會黨、地下黑社會那樣的形式,跟黨國體制,其實不太一樣。黨國體制有意識形態的支持。中華革命黨呢,他號召的那些群眾黨員,願意蓋手印宣誓效忠孫總理的,基本上觀念比較傳統,接近於會黨,知識分子比較排斥,所以成事不足。可以看到中華革命黨是保證失敗的,因為能夠號召的像樣的人不多。

 

温大同:

我們可以理解孫中山,他雖然思想上主張民權/民主,可是他的性格上,他還是一種權威的性格嗎,可以這樣理解嗎?

 

曾建元:

我覺得難免啊。為什麼?因為他的知識和能力啊,明顯地優於他的同志們。在那個時代,能夠了解世界大勢,能夠用英語,流利地跟國外交涉溝通,沒有幾個人嘛。所以武昌起義的時候,孫中山根本不在國內,他就被擁護回來當臨時大總統了,就是因為他有對外交涉的能力。這種人很少,而且他能夠把外國進步的思想、知識,轉譯成大家能夠聽得懂的中文,讓國人理解。具有這種很特殊的才能,而且竟然這麼執著地去從事革命,讀書人裡有這種勇氣的,也是很少見的。

 

温大同:

對,他有奇里斯馬(Charisma領袖魅力)嘛。

 

曾建元:

對, 就是這種奇里斯馬,就是這種領袖的魅力!所以有時候難免讓人暈船,孫中山呢,我覺得他多少也暈船了,所以這個臨時大總統啊、非常大總統、海陸軍大元帥啊,就一定要非他莫屬,總理呢,則是一生做到死為止。

後來中國國民黨人,把他放在中山陵,是以帝王的規格來安葬他,他就走回去了,這點顯示他是有他時代上的侷限。

 

 

 

孫中山是中華民國共和傳承的具體象徵

温大同:

而且國民黨以他的〈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訓詞〉做為〈黨歌〉,然後後來成為了〈中華民國國歌〉,你真的把他奉若神明,然後把他推為國父。孫中山提倡民權,他的理想是天下為公。可是實際上,我們看到國民黨,特別是在訓政時期,情不自禁地法西斯化,就是往個人崇拜的路向走,甚至一直到了今天,有人還在說,為什麼我們今天的國會立法院,還掛著孫中山先生的像,我們要對他舉手宣誓,大家都覺得有點怪怪的,為什麼不是現在的總統的像。掛像只是一個象徵,不是個人崇拜。美國掛著的總統的像,總統卸任像就換掉了,而不是我們這樣好像有個千秋萬世的偶像在那裡。

 

曾建元:

這個可以再討論啦,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把孫中山符號化、儀式化,不敬的,是把他當成神明了。臺灣在國家的重要儀式當中,擡出孫中山,其實是把它當做國家團結的象徵,或者是國家意識形態具體的人化的形象。他是中華民國開國的大總統,被國民政府推崇為國父,光是這樣,就足以樹立了他的歷史地位,所以我們的確是把他作為國家的象徵,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不必去追究這個人生平上有什麼人格上的問題。狗屁倒灶的事情,他也很多啊。我們是把理想的國家領袖人格形象,跟具體的孫中山本人分開。在臺灣的各級政府機關,除了孫中山,也是要懸掛總統像的,不是崇拜賴清德,而只是因為他是現任國家元首,他下臺後就換人,也是作為國家符號在對待。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看孫中山,的確啦,就是講得冠冕堂皇,但在現實當中,他也是有一些衣冠禽獸的行為,但是他對時代的貢獻,或者是理論上的啟蒙,我們還是肯定他的。

 

温大同:

好,講到這邊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訪問曾老師。

……

 

權利是天賦的,但要爭取才能真正享有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臺,您現在收聽的節目是《兩岸新聞導報》,我是節目主人温大同,現在進行的欄目是《中國近現代思潮史話》。剛才曾建元老師跟我們談到了孫中山先生傑出的民權主義理想,確確實實對我們的政治思想,具有很高的啟發性,像我們電臺三樓右手上來,你就看到〈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雖然看起來是〈禮運大同篇〉,其實就是孫中山傑出的政治理想,譬如說,「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樣的精神,它一方面連繫了傳統中國的價值,一方面又連繫了孫中山他所肯定的、也是我們今天臺灣這個國家要追求的價值,所以它有多重的意涵。

 

曾建元:

對,其實這點其實蠻厲害的。

孫中山你看他是個讀洋書的人,他在英國看到社會主義,你看他的那個《三民主義》演講,他講馬克思(Karl Marx)也講得頭頭是道。而在對中國人進行政治啟蒙的時候,他是把兩三千年前,先秦時代的〈禮運大同篇〉拿出來,你會發現說,它其實非常符合現實。

 

温大同:

而且它顯得很精確、精準。

 

曾建元:

這也很厲害。他在談到我們之前的民族主義的時候,他說,我們固有的知能、政治哲學,當中有很多超越早熟的地方。的確是這樣子,所以這會讓中國人願意去聽,肯定這個國故,然後憑著民族的光榮感,去接受現在的民主政治,然後要求國家應當對人民提供服務和照顧。這個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當中,他把今古中外的政治哲學,很完美地做了一個結合,儘管在他之前已有梁啟超做過嘗試,但他講的最深入淺出,我覺得這點還蠻了不起的!

 

温大同:

就像剛才所說的,他說:「兩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堯舜的政治,名義上雖然是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所以孔子總是信仰他們。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年以前就已經想到了,這個確實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一個理想。

可是這樣的一個理想,我們要從西方人他們實際上的制度來證明,而且他其實是有談到,他說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歐洲主張極端民權的人,因有他的民權思想,便發生法國革命。盧梭一生所有民權思想最要緊的著作是《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民約論》中立論的根據,是說人民的權利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各人都有天賦的權利,不過人民後來把天賦的權利放棄罷了。」所以這種言論可以說是主張,民權是天生出來的。孫中山先生他認為說,其實從歷史的事實來看,民權事實上不是天生的,它是人們爭取出來的。可是這樣的一個思想,卻產生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影響力。我覺得孫中山先生最重要的是說,我們主張民權,就是順應世界的潮流。

我覺得這一段也是非常非常地可貴,也就是說,他事實上某種程度,融合了天賦人權的思想,又覺得說我們必須要為自己的權利來爭取,所以他有談到革命民權,認同民主價值的人應當來爭取自己的權利,我們才會有民權,這個其實是蠻貼切的。

 

曾建元:

對,講革命民權,它有種激勵投身革命者的力量。如果你不願意自己爭取權利,讓自己權利睡著,那誰來幫你呢?你要自救嘛,自救人家才會幫助你。那個說法是在砥礪人的進取性。

 

革命民權造成人權浩劫

温大同:

可是革命民權會產生一個問題,就是你不革命的人你就沒有民權了嗎?結果產生這樣的問題,反革命這個罪名,是1927年國民政府訂出來的,這其實是革命民權的誤用,又跟天賦人權的思想產生了衝突。

所以天賦人權有它的價值,革命民權也有它的價值。如果這些都被誤用的話,其實是會產生一些疑患的。

 

曾建元:

我們要對革命民權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他說你不參與革命就沒有人權嗎?其實不是這樣子的,其實真正的意義在革命的實踐上,它不是說不參加革命,就沒有人權,而是你反革命,你才會受到制裁。但反革命意味著什麼,你對反革命者,你還是要透過一個法治的程序去認定。然後呢,對他權利的限制要符合比例原則或者責罰相當原則,並不是說就此否定了他的基本人權,或者否定他的人格,不是這樣子的。

可是我們看那個共產主義的革命,它是這樣對待它的階級敵人或國家敵人,你看那個列寧(Vladimir Lenin),列寧他們怎麼去虐殺沙皇尼古拉2世(Nicholas II)的家族,留下安娜塔西亞(Anastasia)公主的故事。那很悲慘,那個小朋友為什麼要被你殺害呢?需要這樣子嗎?只因為她是皇家,然後她是被革命者的小孩,她的生命就要被你這樣剝奪嗎?

在中國,也發生這樣的事情,滿洲人,他不見得每個都是皇族,那為什麼你漢人武昌起義之後,便在全國各地發生了屠殺滿洲人的這種慘劇?那和革命民權一點關係都沒有,那是種族滅絕。所以革命民權的概念,不能被濫用。孫中山談這個問題的時候,他相當程度受到列寧革命的影響。

革命民權理論的運用,我覺得要非常地謹慎,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國民革命或新民主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革命的歷史當中,反革命的概念一直被濫用來殘害異己。

 

温大同:

對,而且它到最後變成製造政治犯或是思想犯的政治工具,事實上產生了這樣的問題,這樣就已經把民權主義變成了極權主義了,其實是蠻荒謬的。

 

曾建元:

你如果說對人權的限制,是為了要伸張人權、保障人權,包括對那個所謂的反革命者,則他的人權你必須要先肯定,這就是天賦人權,每個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這個哲學的預設,是要先確認,不能懷疑的。因為所有的現代民主政治或民權主義的思想基礎,就是建立在這個哲學預設之上。這不是歷史事實,這是我們價值共識的預設。

那歷史事實呢?的確是在告訴我們,如果你不信仰這套東西,你不去爭取,你的人權就沒有了。所以我們革命的目的,是要讓這套理想能夠普及,遍及到每個獨立的人、獨立的個體之上。

你革命的手段,不能顛覆你的目的。針對那些革命的敵人,你的目的就是讓他們擺脫特權,成為一個正常的人,讓他也享有正常的人可以享有的人權,它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剛才提到那個反革命罪,其實它是國民政府的時期出現的,孫中山在世的時候還沒有。它是1927年國民政府北伐的時候,最早見於國民政府在駐節武漢時頒布的《反革命罪條例》,後來國民政府於1928年在南京再修正頒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1929年再公布《反革命案件陪審暫行法》,規定國民黨各地最高級黨部可以就反革命案件聲請陪審評議,陪審員就只有25歲以上的國民黨員才有資格充任,因為反革命行為是顛覆中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或破壞三民主義者,那就是說,跟我國民黨政見不合的,你就是反革命,反革命行為中涉及破壞國民革命軍軍事行動者,經國民黨陪審員認定成立,就可以剝奪被告的生命,因為可以處死刑。破壞三民主義是甚麼意思?黨國就可以剝奪人的生命或自由嗎?其實這很不對啊,但這還不是非常荒唐的、非常糟糕的立法。

1927年4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任命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擔任司令,並頒布《戰時戒嚴條例》,展開清黨。蔣中正發動清黨後,隨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分庭抗禮,南京國民政府在5月頒布《中國國民黨清黨條例》,於第9條規定清黨肅清的對象為黨內共產分子、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投機分子及一切腐化、惡化分子,並設立省縣各級清黨委員會主持清黨事宜,結果各地清黨委員會私設便衣隊,對肅清對象濫捕濫殺,形成白色恐怖,國民黨中央清黨委員會乃成立清黨審判委員會,要求各地不得私刑,但以上海為例,上海警備司令楊虎與上海警備司令部特別軍法處處長陳群便不理會清黨審判委員會,大肆殺戮,國民政府也視而不見,一籌莫展,最後搞得太過分,逼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出手下令裁撤。前面提的《暫行反革命治罪法》,都是清黨大屠殺之後才訂定的,事實上,國民政府在各地對反革命人士就地槍決或抓到人後進行審判,勉強地說,是依《戰時戒嚴條例》進行軍法審判,但哪有正當的法律程序?

國民政府發行的反革命罪,中國共產黨也沿用,19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於第2條規定:「凡一切圖謀推翻或破壞蘇維埃政府及工農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權利,意圖保持或恢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者,不論用何種方法,都是反革命行為」,對反革命者也可以處死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也於1951年2月公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作為鎮壓反革命的法律工具。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反革命罪改叫顛覆國家政權罪。顛覆國家政權罪不僅在中國大陸內地使用,香港2020年6月30日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後,也有了這個罪名。

所以革命民權觀念的濫用,最後導致的結果,就是極權政治的出現,然後對於跟你政權敵對的人,他的人權就被完全地踐踏,而且還覺得這個是順天應人,好自以為是。你看共產黨建國以後,兩三百萬的所謂國民黨的殘渣餘孽的生命就這樣被你共產黨剝奪掉了。

 

防衛性民主旨在維護民權

我們現在有一個類似的概念,叫防衛式民主,防衛式民主概念的出現,跟納粹(Nazi)的經驗有關,德國當時就有憲法學者名叫李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的,在1937年提到,不能讓有心人用民主的制度來破壞民主,因此對於利用民主破壞民主的人,或者是政黨,我們在政治上是不予寬容的。我們都知道,納粹是透過民主的選舉上來的,所以後來德國在戰後,就把防衛性民主的概念,放進到他們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去,對於破壞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的個人或政黨,經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宣告,國家可以剝奪個人的基本權,以及解散違憲政黨,但也只是這樣而已。他們不會任意指控你是反革命,就把你殺掉,沒有。所以防衛性民主有它的界限,它不是無限上綱而容許去殘害異己。我們臺灣也有把防衛性民主引進來,修憲的時候,我們就放進《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5項,規定:「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害中華民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違憲政黨,就可以透過司法院大法官組成的憲法法庭將它解散。然而這個解散也不容易,我們對於政黨的解散,還是非常地謹慎,因為集會結社自由,還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除非說這個政黨,在具體的行為當中,已經類似於一個犯罪組織,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的危害,不然就算是嘴巴講一講,政黨沒有人支持,它也不會發揮什麼作用,而若政黨獲得民意支持,只要其主張都還在言論自由的範圍內,司法院大法官還是不會歲便啟動解散處分的。我們臺灣過去在處理防衛性民主的時候,我們一向是這樣的做法,哪怕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時,一直想解散他認為主張臺灣獨立而違憲的民主進步黨。

現在因應兩岸關係的變化,我們有了《反滲透法》等等國家安全立法出來,但我們也要指出,它的立法目的其實都是要保衛民主,如選舉政治,或者是民意政治的正常運作,不讓那個境外敵對勢力,有機會來破壞我們的民主制度。

 

温大同:

確實是這樣子。

 

曾建元:

我們在斬斷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民主社會的滲透和干擾,但是並不能為了要維護我們現在的這個制度、這個價值,而用違憲的手段來對付境外敵對勢力的本地代理人,我們要有所警惕!這個跟革命民權,或者是反革命的概念和歷史背景,其實差異很大,重點在民主防衛,而不是在保衛黨國極權專政。

 

温大同:

我想,民權主義,基本上是需要每一個人來參與,而公共的參與還要透過一定的制度來保障它,透過司法、透過言論自由,透過各方面的條件來配合,讓這個社會,一方面又多元,一方面又能夠穩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孫中山先生所定下來的規制,就是民權是世界的潮流,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我想這一點,確確實實是沒有錯的。他所建立出來的整個架構,雖然細節上可能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可是其實所有的政治,也都是這樣子的,沒有定下來的一天,所以要不斷地改善改良。

 

曾建元:

不斷地在學習,在錯誤當中學習,在經驗當中,學習如何去改善改良。

 

温大同:

好,今天由於時間關係,我們謝謝曾老師,跟我們來介紹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謝謝!我們下週同一時間再見。

 

曾建元:

好,謝謝!

 

2026年10月9日9時
韓國濟州自治道濟州市老衢洞涯月邑水山里水山峰黑松林路

(作者曾建元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客語與客家文化學分學程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