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祿／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特聘教授、前立法委員
環境問題最後仍要回到人的健康
環境政策最終不只是空氣中的濃度數字，而是市民實際承受的健康風險。內政部最新114年簡易生命表顯示，全國平均餘命為81.27歲，高雄為79.80歲，仍是六都最低；台中為81.05歲，而台北更達83.98歲。換言之，高雄市民平均餘命比全國平均少1.47歲，比台中少1.25歲，與台北之間更相差4.18歲。
當然，平均餘命受到所得、職業結構、醫療資源、人口結構及生活型態等多重因素影響，不能把四年差距簡單歸因於空氣污染。但當一座城市長期承擔較高的工業、能源與環境負荷，而市民健康結果又持續位居六都之末，就不能只把兩者視為彼此無關的統計數字。從公共政策角度，更應進一步追問：環境暴露、職業風險、所得分配與健康資源配置之間，是否存在需要正視的結構性不平等？
下一波產業升級，不能複製舊的環境代價
更值得警覺的是，高雄正進入第二階段的環境治理挑戰。半導體與AI產業進駐，對高雄當然是產業升級的重要機會，但高科技並不等於低環境負荷。晶圓製造需要大量且穩定的電力、水資源、土地與相關基礎設施，AI運算與資料中心同樣具有高度能源需求。
如果過去鋼鐵、石化與火力發電累積的環境負荷尚未完全退場，而新的高耗能產業又快速進場，高雄就可能面臨「舊負荷未除、新負荷又增」的雙重壓力。因此，高雄下一階段需要的，已不能只是傳統意義下的污染防制，而是一套更完整的環境治理與公正轉型政策。
重大產業投資不能只逐案處理，而應將水、電、碳排、土地與區域環境承載力納入整體評估；對長期承擔發電、石化、鋼鐵與港區污染負荷的地區，也應建立更明確的環境回饋與健康支持機制。污染熱區則應建立長期健康監測與暴露資料，使環境政策不只管理污染源，更能真正回應市民所承受的健康風險。同時，產業轉型也不能只談企業減碳，還必須兼顧勞工就業、技能轉型與地方經濟，否則減碳成本最後仍可能再次由勞工與地方社區承擔。
高雄需要新的環境治理思維
柯志恩近期提出「燃煤除役不復活」、「石化安置轉型」及「擴大肺癌篩檢」三項主張，並規劃建立高雄「空污—暴露—健康」資料庫，同時主張成立石化業減碳聯盟、推動淨零碳排示範專區。這些政策方向值得肯定，因為它已不再只把空污視為單一的污染管制問題，而是開始從能源、產業轉型到市民健康建立較完整的政策連結。這也正是高雄環境治理下一階段所需要的轉變：從污染發生後的末端防制，進一步走向源頭的能源與產業轉型；從監測空氣中的污染濃度，進一步關心污染究竟由誰製造、由誰承擔，又如何影響不同地區、不同職業與不同族群的健康。
相對而言，長期治理高雄的執政團隊，也必須面對一個不能再以「持續改善」帶過的政策問題：經過多年治理之後，為什麼高雄的PM10至今仍為全國最高、PM2.5仍是六都最高，而平均餘命也仍居六都之末？這並不代表過去所有政策都毫無作用，而更可能意味著既有治理模式已逐漸遭遇瓶頸。當污染治理進入深水區，單靠設備更新、工廠減排、稽查取締與個別補助，恐怕已不足以處理更深層的產業結構、能源配置與區域分配問題。
高雄下一階段真正需要的，因此是從「污染防治」走向「環境治理」，再從「環境治理」進一步走向「環境正義」。一座城市是否真正進步，不能只看引進多少投資、創造多少產值、完成多少建設，更要看經濟成長的成果是否由多數市民共享，而其產生的環境成本，是否仍長期由同一批人、同一些地區承擔。高雄已經為台灣的工業化與能源供應承擔數十年的環境成本。面對新一波產業轉型，如果只是從傳統重工業城市，轉變為另一種高耗能產業城市，而高雄人仍然承擔不成比例的環境與健康代價，那就還不能稱為真正的轉型。真正的產業升級，必須同時是環境品質、公共健康與分配正義的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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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高雄市政府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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