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丙喜／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榮譽會長
新北市長候選人李四川昨天被台灣重量级工商组織–三三會邀去做十五分鐘演講。他丟出了一個令企業大老們散場後仍在談的話題：如果不是黄仁勳，輝達進駐得了北士科嗎？
企業家們也討論到李四川提到了大巨蛋開放演唱會的艱難公文歷程。政府和人民明明知道這兩個案子，對於台灣的經濟、觀光、藝人和民生都是好事，辦起來卻要拖上大半年！
李四川當公務員42年，另有2年在産業界工作，讓他更能感同身受企業面對國際挑戰的心急。他說：「面對Al科技的新時代，我們更要鬆绑法律。」他的有感而發在場企業認同。
他昨天也說了一段令企業家會心一笑的往事。他說，在政府機構服務時，常問企業「有甚麼政府可以幫忙的？」在企業工作時，才知道不少企業的心聲其實是：政府不要來煩我們就好了！政府到底要管那些事？政府到底是要左派？還是右派？要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從十八世纪工業革命至今，依舊迭迭不休。
自由經濟祖師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每個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往往也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他提醒掌握公權力的人：市場本有其分工、創新與調適能力；政府若以過度管制、繁瑣審批與僵化法令取代企業的判斷，常會使原本能創造財富與就業的活力窒息於程序之中。但在經濟大恐慌、戰爭與社會不平等加劇的時代，主張大政府的凱因斯學派就會佔上風。他們主張政府必須在市場失靈時積極介入，以財政支出穩定景氣與就業。
進入21世纪，政府被期待的有所為又有所不為的關鍵，不在於政府「大」或「小」的抽象標籤，而在於它是否做對該做的事：完善公共建設、教育、治安、司法、公平競爭與必要的風險管理；同時，不該把手伸進每一項本可由市場自行處理的商業決策。
二十世紀末的美國提供了鮮明對照。雷根總統說：「政府不是解決我們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就是問題。」其核心政策是減稅、鬆綁管制、壓縮不必要的政府干預。其後，柯林頓提出「大政府時代已經結束」，推動財政紀律、行政革新、自由貿易與科技產業發展。兩人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看見一件事：在全球競爭時代，政府若不能更有效率，企業、資本、人才與技術就會流向制度更友善的地方。
台灣法令和政治生病了！
李四川提出的兩個案例，正說明台灣的法令經常彼此交錯、年代久遠，加上政治因素的不當介入，更使單純的投資複雜化。輝達進駐北士科，原是地方政府與民間企業間的土地承租案，理應可在清晰規則下迅速處理。然而，涉及都市計畫、土地使用、招商程序、中央地方權責與各部會審核後，案件竟須從台北市政府一路跨越內政部、經濟部、財政部到行政院。所幸，輝達是全球矚目的科技龍頭，中央、地方與議會無人敢擋，才能在五個月內完成相關程序。
大家必須追問：如果不是輝達，能否得到同樣的待遇？國際招商競爭的關鍵，不只在補貼與土地，更在法令的確定性、透明度與速度。台北大巨蛋開放演唱會呢？台灣社會普遍理解演唱會的經濟價值，大巨蛋卻長期受制於場地位於地下 7.2公尺的法規限制。安全不能讓步，但當場館已有其他疏散通道、設施與管理條件時，行政體系當然要突破舊法規的僵化，還好台北市府做了正確的決定。
法令鬆绑迫在眉睫！
三三會昨天也邀請成大電機系特聘教授李祖聖演講台灣機器人產業發展的契機和挑戰。國際市場的本質永遠是競爭，美國、德國、法國、日本、南韓與中國大陸等大型企業與一流大學纷纷進入，高手林立。
台灣産學界怎麼辦呢？制度速度就是國家競爭力。尖端技術從實驗室進入商業化，不能只靠研發補助；它還需要清楚的法律責任、產品標準、資料治理、勞動規範、保險機制與風險分擔架構。法律清楚，保險才敢承保；保險能進場，企業才容易估算品質、價格、成本與責任；這些條件具備後，商業模式才能真正落地、擴張與創造就業。
就公共行政而言，台灣更深層的困境在於公務員並非不知法令不合時宜；問題是，積極任事可能被質疑圖利，依循最保守的解釋則卻最能自保，官員當然傾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個國家競爭力之病得趕快送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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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Pex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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