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智強／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
日前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提出引進校園事件「第三方機制」的政見，主張將爭議處理抽離校園。在台北市教育局點出「已是外部委員參與」的現狀，該參選人仍指稱「主導和決策權在誰手上才是關鍵」，認為案件的最終決定權應移交外部機制。沈伯洋此等論述，反映其對第一線老師及基層學校的不信任，試圖以「外部奪權」的特效藥，來處理高度複雜的教育現場問題。
然而，將權力外包，真的能為校園減壓嗎？事實上，教師工會多次召開記者會，直指教育部近年在校事會議中強制引入外部「調查人才庫」後，不但未能定分止爭，反而讓校園深陷無止盡的調查程序。學校耗費財力聘任外部委員、行政配合調查整理卷宗，引發基層嚴重的「行政逃亡潮」，教師兼任行政職的意願跌至冰點。北市教育局的實務數據亦顯示，這類外部調查動輒耗時二到四個月，不僅常錯失輔導學生的黃金期，最終成案率也僅約一成。
第三方機制可預見的運作困境，在於將師生輔導問題過度「法制化」與「司法化」。教育的核心價值在於導正與輔導，仰賴長期的親師生互動、適性揚才的彈性，以及對校園生態的了解。若將主導權全面委外給缺乏教育現場脈絡的第三方，以防弊為導向進行嚴苛審查，往往將原本可透過親師溝通化解的摩擦，拖磨成兩敗俱傷的攻防戰。不僅無助於教師減壓，更破壞了校園內的互信基礎，嚴重限縮了教育專業的自主空間。
在處理高度專業領域的爭議時，防範「外行審查內行」是制度設計的關鍵。以醫療界實施的《醫療事故預防及爭議處理法》為例，制度深知外部法律審查易產生「後見之明」的偏誤，因此特別建立「同儕評議」與「訴訟證據排除」的專業防火牆，在引入第三方機制之餘，仍極力保障醫療專業的主導地位。反觀當前的教育法規修訂與部分政治倡議，卻傾向讓外部力量直接介入甚至凌駕於教育專業之上，兩相比較，值得深思。
健全的社會運作，仰賴各司其職的專業分工與體制互信。將校園爭議全數推向外部第三方，看似公正，實則對教育專業的棄守與行政量能的虛耗。要讓焦頭爛額的基層重返正軌，解方不在於華而不實的政治修辭，而在於採納教師組織的務實建言，廢除校事會議並強化家長協同義務，讓教育回歸專業與互信。
【以上言論為第三人投書，不代表本刊立場，讀者請本於客觀事證自行評價】
照片來源：Unsplash示意圖
更多CNEWS匯流新聞網報導：
【文章轉載請註明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