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蝴蝶／公共行政碩士、時事評論人
當「鄭習會」成為台灣輿論焦點，民進黨選擇將問題指向在野黨，質疑誰去見習近平、是否落入統戰框架。然而，這樣的攻防雖然政治上有效，卻在戰略上顯得失焦。
因為真正該被質疑的，從來不是「誰去」，而是北京究竟是如何談和平的？
又或，以台灣主體意識為基礎，應該討論的是：如何與北京談和平！
這個問題，才是整件事情的核心。
當中國大陸一方面持續派遣機艦繞台、強化軍事部署，甚至在類常態的灰色地帶行動中不斷測試台灣底線；另一方面，卻以「和平發展」之名邀請台灣政黨領袖訪問，這種「一手施壓、一手對話」的雙軌操作，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根本矛盾。
如果這樣的情境都可以被稱為「和平交流」，那麼所謂的和平，是否只是建立在壓力之下的重新包裝？
也正因如此，台灣社會目前的討論方向，確實出現了偏移。
有人將這次訪問視為降低衝突的契機，強調「交流可以避免戰爭」；也有人將其定性為統戰操作，認為任何接觸都是對政治前提的讓步。但無論支持或反對，這兩種立場其實都陷入同一個盲點——設定台灣為弱勢方，忽略北京行為本質，而失去戰略主動性。
民進黨當然有理由對中國大陸的政治意圖保持警戒，這是執政者的責任。然而，當所有論述都集中在批判在野黨時，反而會讓整個議題失去高度，甚至讓外界產生一種印象：這是一場內部政治鬥爭，而非對外戰略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做法，也等於放棄了主動設定議題的機會。所以，與其問「誰去見習近平」，更關鍵的問題應該是：
一、如果北京真的希望和平，為什麼軍事壓力沒有降低？
二、如果北京重視交流，為什麼對話始終存在政治前提？
三、如果北京願意溝通，為什麼不先展現最基本的善意？
這些問題，不僅合理，而且必要。
因為，真正成熟的兩岸政策不是拒絕交流，而是讓交流建立在可被檢驗的條件之上。不是單純反對對話，而是要求對話具備最基本的誠意與對等。
換句話說，問題不在於台灣是否與北京接觸，而在於這樣的接觸，是在什麼樣的結構下進行。
若是在軍事威脅持續存在、政治前提未曾鬆動的情況下進行，那麼所謂的「和平對話」，很難說是真正的交流，更可能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壓力延伸。
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若要在這場輿論戰中取得更高位置，就必須調整論述方向。不是單純批評在野黨「不該去」，而是清楚對外提出：如果北京要談和平，就應該先停止製造不和平的行為。
這句話，看似簡單，卻能重新定義整場討論的高度。它讓台灣從被動防守的位置，轉為主動設定標準；從內部攻防，轉為對外要求；也讓「國安」不再只是防禦性的語言，而是具有規則制定能力的「攻防戰略論述」。
否則，若持續將焦點放在「誰去不去」，不僅無法真正處理兩岸問題，反而會讓北京在國際敘事上佔據優勢，一邊塑造自己為願意交流的一方，一邊讓台灣陷入內部分裂與彼此指責。
最終，台灣失去的，不只是論述高度，而是戰略主導優勢，甚至於話語權。
因此，「鄭習會」真正的意義，不在於一場會面本身，而在於它提醒了我們一個更關鍵的問題：
當和平被反覆提起時，我們是否還記得，和平應該建立在什麼條件之上？
而在這個問題被正面回答之前，任何形式的交流都不應只是被輕易視為屈膝或和平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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