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賈永婕近來的發言之所以引發討論，未必因為內容本身有多深刻，而是因為它們恰好呈現了一種極具代表性的公共現象。這個現象，與其說關乎歷史理解，不如說關乎一個人如何在當前民進黨為離間群眾所形塑的新威權的論述環境中，辨識位置、調整語言。
農曆年節期間，她以「我們中國人過年就要穿紅色」作為文化表述，隨即遭到高度政治化的攻擊。這句話在文化層次並非罕見，也談不上激進，卻明顯觸碰了當前新威權論述所設定的禁區。接著出現的，是快速而明確的轉向——批判蔣中正、高舉補課姿態、以嘲諷威權作為安全語言，重新回到被允許、被鼓勵的論述位置。
這樣的轉折，很難僅以「一時失言」或「單純無知」來理解。若把前後放在同一條時間軸上觀察，更合理的解釋是：她對新威權論述的邊界其實相當敏銳，知道什麼話會被視為「越界」，也知道什麼話能迅速修復立場、重新取得安全性。
因此，問題不在於她是否懂歷史，而在於她如何回應這套論述結構。當發言呈現出如此清楚的修正軌跡，它就已不再只是個人價值的自然流露，而更接近一種位置管理的行為。在這個結構下，補課、反省、批判威權，不必然來自內在思辨，而可能只是通行證。
這一點，放在她自我定位為企業經營者的脈絡中，尤其值得檢視。企業家當然可以擁有政治立場，但企業治理的基本原則，從來不是政治正確，而是風險控管。公開而鮮明地嵌入新威權論述，意味著主動接受某一套政治語言的規訓，同時也等於切割其他市場與社會群體。這對任何以股東權益為核心的企業角色而言，都是一種不必要、甚至具破壞性的選擇。
換言之，這樣的表態並非「不得不說」，而是「選擇要說」。當政治語言成為自我保護與角色校準的工具，它就不該再被視為天真，而應被視為一個政治動作。
在這樣的脈絡下，「補課」二字反而顯得空洞。真正的思想修正，往往意味著承擔風險、承受孤立，甚至與主流論述保持張力；而不是每一次都精準落在最安全、最被鼓勵的位置。當反思如此順暢、如此合時，它更像是一種對新威權話語的適應，而非對歷史的理解。
因此，這整件事真正值得關注的，從來不是賈永婕是否具備歷史深度，而是她如何在新威權論述的壓力下調整語言、確認站位。她或許不是無知，而是非常清楚什麼樣的話語，才能在這個結構中繼續被允許、被保護。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說一句並非反諷的話：謝謝賈永婕。因為她讓人清楚看見，當代公共空間中，有多少政治語言並非出於信念，而是出於順從；並非源自思考，而是源自對新威權論述的快速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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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賈永婕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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