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退休人士
近日，一名越南籍范姓女子的遭遇，再度提醒社會：台灣稅制長期存在、卻被忽視的結構性問題。她曾來台攻讀博士，畢業返國後，因仍有獎學金可領，將帳戶交由室友代為處理。數年後再度來台旅遊，卻被告知積欠所得稅兩千多萬元，當場遭限制出境。她無法工作、無法就醫、無法離境，甚至與不到兩歲的孩子被迫分離，只能流落教堂、廟宇，靠善心人士度日。國稅機關理由極簡單：帳戶內有「營業金流」，因此推定為營業收入。至於她是否實際經營、是否真正獲利，似乎不再重要。只要稅沒繳清，人就不能走。
徐先生的遭遇，同樣揭示制度問題。一向按時繳稅、從事媒體工作的他，2017年底突然收到一張八千多元的補稅單。原因源自2014年的一筆私人借款。當年，他借給在高雄經營牛肉麵店的朋友十五萬元周轉，對方無力償還，卻在報稅時將他列為「合夥人」。該店後來虧損歇業，國稅局依對方申報資料推定店家有所得，並認定徐先生理應分得收入。一筆他從未拿過的錢，就被認定為他的所得。
這不是查稅，而是憑空想像的課稅。更荒謬的是，當徐先生要求國稅局提供實際收款證據時，竟被要求「自行舉證」。一筆根本不存在的收入，人民如何證明它不存在？課稅舉證責任本應在政府，如今卻完全倒置。即便他表達強烈不滿，國稅局也未立即撤銷錯誤稅單，只是拜託他提出復查，甚至親送復查函範例，只求簽名，讓案件「進入程序」。彷彿只要流程走完，荒謬就能合法化。
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吳景欽也指出，台灣行政救濟長期存在「不對等」現象：稅捐機關往往不先舉證，卻要求納稅人自證清白；復查與訴願流程冗長，原機關改判比例極低；部分行政法院法官甚至預設人民「有罪」，偏信稅捐機關資料與函令。
這正是許多稅災戶的共同困境。錯誤課稅的代價，不是政府承擔，而是人民付出時間、精神與尊嚴。當行政機關可以不查證就開單，卻要人民耗費數年證明清白，這樣的稅制只會侵蝕人民對法治的信任。依法課稅，不該只是口號，更不該建立在「推定人民有罪」之上。今天是一張八千元的稅單，明天可能是兩千萬甚至更多。當稅單可以從天而降，我們更該追問：誰來為人民舉證？誰又為制度負責？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應讓守法人民活在隨時可能被設算課稅、被限制自由的恐懼中。若制度不改，傷害的將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社會賴以維繫的信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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