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厚銘／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系名譽教授
在地緣政治快速重塑全球供應鏈的過程中，「中國＋台灣＋1」已由策略選項，轉化為台商全球布局的戰略基調。對台商而言，當前的核心命題早已超越單純的產能移轉，而在於如何在制度高度分化的國際環境中，重新確立全球布局方向與企業治理模式。
全球經濟正由過往的超全球化，轉向區塊化與多陣營競逐的新格局。美國透過對等關稅、產業政策與科技管制的交互運用，實質上將市場准入與在地投資密切連結，迫使台灣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必須赴美設廠，方能維持進入北美市場與高階科技供應鏈的地位。以成本效率為核心的傳統全球化模式，已難以因應此一新局勢。
在制度競逐持續升高的情勢下，「多區域地緣戰略」已成為企業重構供應鏈的關鍵戰略框架。企業已難再依賴單一、標準化的全球策略，而必須因應不同地緣陣營的制度條件，設計多套彼此支援、具備韌性的治理與營運模式，方能在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維繫競爭優勢。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台商的全球布局逐漸分化為兩條並行主軸：一是以印度與東協為核心的新南向投資路徑，二是以美國與墨西哥為核心的新東向布局。兩者表面上皆回應產能移轉的需求，但實質上分別對應迥異的制度邏輯、政策規範與治理門檻。
其中，印度展現出「高潛力、低可控性」並存的市場特質。其龐大的內需規模極具吸引力，但制度分散、行政層級複雜，且社會結構高度異質，使台商普遍面臨長期且高昂的在地治理成本。緯創出售 iPhone 組裝廠、和碩由獨資轉向合資的投資調整經驗顯示，在印度，資本與技術僅是入場門票，真正決定企業能否存續與擴張的關鍵，在於是否具備足以因應制度與社會複雜性的在地治理能力。
正因如此，面對印度高度複雜的制度環境，台商有必要重新檢視過往偏好獨資經營的思維，轉而採取技術授權或策略性合資等較具彈性的投資模式。此舉雖可能稀釋部分控制權，卻有助於降低治理風險、提升組織運作的韌性，也更貼近印度當前的制度現實與治理條件。
相較之下，多數東協國家行政權力集中，政策執行具可預期性，使台商仍能沿用「總部指揮、在地執行」的模式，確保品質與交期的穩定。近年來，成熟製程加速由中國外移至東協，已成為產業趨勢；隨著地緣政治風險升高，伺服器、PCB 與電腦周邊等關鍵產業亦加速分散至此，推動新南向布局由「成本導向」轉向「供應鏈韌性與風險管理」。
然而，面對中國企業在東協的深耕、地理鄰近與政策支持所形成的競爭優勢，台商在此仍承受成本競爭與產能規模的雙重壓力。因此，東協更適宜定位為分散產能與地緣風險的「穩定製造基地」，而非集中資源、進行價值擷取的終極運籌樞紐。
至於「新東向」，其核心已不在於成本效率，而在於高度制度化的市場准入邏輯。對台灣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而言，赴美投資不再是單一產能布局的選項，而是牽動技術合作、客戶關係與供應鏈信任的結構性配置。在此過程中，企業所承擔的，已不僅是資本支出與營運成本的上升，更包括人力調度、法遵風險與長期治理複雜度同步攀升。新東向的本質，乃是一種以制度遵循換取市場、以治理能力鞏固供應鏈地位的長期戰略
在此制度架構下，墨西哥於美墨加協定（USMCA）體系中，成為北美供應鏈的延伸節點，協助企業進行產能配置與關稅調節；惟其制度穩定性高度依附於美國政策方向，且 2026 年協定重談仍存不確定性。因此，墨西哥較適合作為彈性配置的支點，而對美國本土的直接投資，則已成為台灣高科技產業難以逆轉的長期結構性選項。
要言之，新南向與新東向並非替代關係，而是台商在多區域地緣政治下，回應不同制度條件的戰略部署。供應鏈重組的競爭，已不再是「誰轉移了多少產能」，而是「誰能在雙重制度壓力下，建立可跨制度運作的治理能力」。這才是台商能否將地緣政治衝擊，轉化為長期競爭力的真正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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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Unsplash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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