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黃國昌網紅政治角色 張景森提3機制分析「情緒強度取代政策深度」

評黃國昌網紅政治角色 張景森提3機制分析「情緒強度取代政策深度」

CNEWS匯流新聞網記者潘語綺/台北報導

台北市19日發生隨機傷人案,造成包括凶嫌在內4人死亡、11人受傷,民眾黨主席黃國昌也發表評論。對此,前政務委員張景森今(22)日一早即在臉書發文,分析黃國昌問政風格有3種機制疊加,指出黃已被鎖死在「網紅政治」的角色期待之中;他並指,黃國昌經常使用咆哮、道德審判與極端語言,用來填補內容空洞,形成一種以「情緒強度取代政策深度的惡性循環」。

「觀察黄國昌真的很有趣,可以寫成一篇關於網紅政治的碩士論文了!」張景森表示,黃簡直就是網紅政治完美的病灶切片,而其問政風格,從法學專家的理性論證,系統性地退化為高分貝、不中斷的情緒展演。

張景森提到,19日發生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黃國昌可以連結到「無期徒刑不能假釋」的《刑法》修法,最後居然可以罵到總統賴清德「要死多少人才滿意?」

對於黃國昌問政風格,以及痛罵賴清德一事,張景森認為並非偶發崩潰,並提出3點機制疊加分析。其一、壓迫式修辭的路徑依賴(rhetorical path dependence);他指出,黃國昌高速、密集、幾乎不給對手插話空間的語言輸出,並非生理或情緒失控,而是一種源自法律攻防場域的策略慣性。

「在對抗式制度中,語言被視為武器而非溝通工具。」張景森說明,高聲量、高密度輸出可有效降低對手的認知處理能力(cognitive load),迫使聽眾以情緒而非邏輯進行判斷。傳播心理學指出,這類「防禦性攻擊修辭」常出現在論證資源不足時,透過情緒張力來轉移注意焦點,讓聲量本身取代論證內容。

其二、演算法誘發的憤怒選擇(algorithmic anger bias);張景森表示,在平台主導的注意力經濟中,政治訊息的存活不再取決於事實密度,而取決於情緒喚起強度。大量研究顯示,憤怒型內容比理性討論更容易被轉發、更容易觸發推薦系統,並形成回饋迴路。他認為,黃國昌深知,溫和監督在演算法環境中等同於自我消音,唯有不斷提高指控強度,才能維持可見度,「黃國昌不是在回應公共議題,而是在配合平台機制進行情緒輸出,將問政轉化為『演算法適配內容』」。

其三、政治產能枯竭下的替代性表演(substitutive performance);張景森提到,當政治人物將自身定位為「全職內容產製者」,便不可避免地承受高頻輸出的壓力,然而,實質政策構想與制度性監督本就無法日更。他說明,在產能追不上曝光需求的情況下,情緒表演成為最廉價、最快速、且最容易複製的替代方案;咆哮、道德審判與極端語言,遂被用來填補內容空洞,形成一種以情緒強度取代政策深度的惡性循環。

張景森強調,以上3種機制相互強化,最終使一位曾以專業自居的政治人物,逐步喪失對自身政治角色的控制權,被聲量邏輯反向塑形。

「黃國昌已被鎖死在網紅政治的角色期待之中。」張景森也分析,政客黄國昌變成網紅黄國昌的囚徒,最後成為一個無法退場、也無法降噪的囚徒;最後,他也評論,舞台消失的時候,說不定就是黃及觀眾都得到解脫的時候。

照片來源:CNEWS匯流新聞網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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